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流与建设的民族主义(3)
2013-06-22 01:01
导读：少数对国家的认同。第二，台北当局现行的大陆政策、特别是它所推行的“务实外”，交也常常难与台独势力划清界限。这几乎是所有大陆民众和海外大陆
少数对国家的认同。第二，台北当局现行的大陆政策、特别是它所推行的“务实外”，交也常常难与台独势力划清界限。这几乎是所有大陆民众和海外大陆知识者对其公开声明的统独立场始终不够信任的根本原因。第叁，北京和台北，均未能充分客观地认知、务实地评估和全面地利用当前两岸之间“分裂分治而不对等”的基本格局，这不仅使两岸当局之间的互动难以摆脱冷战对峙的僵局，同时也拖住了两岸民间和准官方层面上相互交流发展的步伐，使之迟迟未能走上良性互动的轨道。以上诸项，笔者在拙作《两岸关系与世纪之争》（4）中业已述及，这里不再详述。第四，台独和藏独势力根本无视於国际的现实和十二亿大陆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战略利益，而只是依据他们自己对“民族自决”（或“人民自决”）的片面理解（仅仅抓住了所谓外部自决），试图仰赖外国势力来肢解和分裂中国。极个别附和“藏独”的汉族人士，亦往往摆出一副深得“民族自决”真传的教师爷架式，似乎只凭他们对汉藏关系和民族自决的概念、法理及其实施过程的困难和效果的那点连一知半解都不到的知识，就足以为中国大陆的十几亿芸芸众生指点迷津，动员这十几亿人跟着他们一起去彻底地革 “大一统”的命（天晓得，他们是从哪里获得了此种可立马儿扫除万里尘埃，澄清玉宇的法术？！）。殊不知，他们这种对民族传统彻底革命的精神和气魄，若与当年为了削弱西方列强而力倡“民族自决”的列宁和斯大林相比，连“小巫见大巫” 的水准都不到。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只顾标榜道义，而试图避开各民族之间实际利益的协调来解决民族冲突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洞口号而已。它或许可以在海外哗众取宠於一时，但对解决两岸之间和汉藏之间的矛盾，不仅不会有任何益处，反而只能“火上加油”，进一步激化其间的矛盾！“整合”主要是指应当逐步建立包括大陆、和港澳在内的国内统一。我们提出这一主张，首先是鉴于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经验,即所有西欧诸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当初都是从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为起点的。第二，西欧共同体的经验和当前区域性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也提示我们：当代全球的经济虽然已经显露出某种一体化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并没有减缓作为经济实体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一般而言，规模较大的经济实体，其应变和竞争的能力也比较强；若其规模太小，则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其生存和发展都将遭遇更大的困难。这也是西欧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得以建立的基本原因。考虑到台湾、港澳和大陆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及其政治统一的必然趋势，参照西欧和北美的经验以及上述几方面近十多年来经贸往来日益热络的事实和未来走向，可以说，逐步推动大陆和台、港、澳之间的经济整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海外许多有识之士关於“中华经济圈” 的构想，其实正与此不谋而合。当然，就其最终的目标来看，“经济整合”并不限于“中华经济圈”的水平，後者只是前者的“初级阶段”而已！但是很明显，任何水平上的经济整合，都有助于两岸的政治统一和国内各民族以及各族群在上的相互认同乃至融合。毫无疑问，在未来宪政的中国，国内各民族和各族群固有的文化，应当获得一律平等的地位。然而，归根到底，所谓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这在文化政策上，主要就表现为既不允许任何一种文化享有独尊的地位，也不允许强制剥夺任何一种文化存在的权利。纵然如此，谁也无法保证各民族和各族群的文化都能够在生活中实际地占有平等的势位，并长久地存活下去。因为第一，各民族的平等绝不可能抹杀掉汉族在和文化影响（尤其是它的同化能力）上的绝对优势。第二，除非你自外于现代化的过程，否则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得不接受现代化的挑战，并通过应战来验证自己是否具有继续存在的能力。而要想在当代中国自外於现代化的潮流，显然几乎是不可能的。若看一看台湾“九族”青年一代之无可挽回的文化蜕化现象，再留心一下近几年国内远在雪域高原的藏族青年为经商而学习和的报道，对此将会有很深的印象！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诚然，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理应受到必要的保护。但是，这类保护却不应妨碍各族居民迁徙、通婚和信仰的自由，当然也不应对经济自由设置障碍。因此，可以预见，在统一的宪政民主的中国，由於民主化和市场化将急剧加速和加深各民族、各族群之间的交往，由此将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真正全民性的共同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加之有在人口、和文化上占绝对优势的汉族自然而然地作为凝聚的中心，孙中山先生当年关於建设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理想，我想是完全有可能变为现实的！就“对外”而言，建设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当然不能脱离开由罗素和戈尔巴乔夫针对核时代所倡导的“新思维”（5）；但它同时也汲取了戈氏因片面强调“全人类利益高于民族利益”而助长了新霸权主义的兴起，片面强调“人类未来前途”而难免陷于乌脱邦空想的严重历史教训。因此，建设的民族主义主张在首先立足於本民族的民主和富强的基础上，兼顾全人类的利益；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以便在相互妥协中通过促进周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来维护和保证本民族的安宁；主张兼顾本民族的现实利益和人类的未来前途，以便在保证各民族、首先是经济和文化落後的民族实现自身综合发展的基础上，能够协调一致，有效地解决诸如生态、人口、粮食、能源和等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要知道，若离开本民族的民主和富强，若离开本民族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来侈谈为世界的和平、安宁及人类的未来命运负责，即使无比动听，充其量也不过是美妙的空话而已！此外，也不必讳言，建设的民族主义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新霸权主义，形成某种张力。然而，它的根本出发点，却不在与霸权国家对抗，而在通过对新霸权主义的制衡以建构一种崭新的，即真正平等、更为公正和更为合理，因而也更符合本民族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为此，中国有必要在美国、西欧、日本与俄国之间，以及在美国、西欧、日本的多边关系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同时广泛联合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防止西方国家和日本假手国际组织（如联合国）进一步加强自己操控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的权势，防止因北约东进和俄国民族沙文主义的勃兴而导致冷战的再起；另一方面，则须力争在亚太地区达成并维持对美日和美澳安保体系的均势或平衡。在文化上，建设的民族主义既根本区别于数典忘祖的“全盘西化论”，也不同于尼古不化的“国粹主义”。因为前者斩断了民族文化生命的血脉，实际使文化建设无以开始；而後者则固守于古董，其实已无所谓建设。要建设，自须从现有的文化基地上开始。但这现有的文化基地，早已不复纯然是古代的园地；在经历了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之後，它现在也不复纯然是毛时代那种阶级斗争或革命文化的王国(6)。大体上说，从深层到表层，它依次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共产革命文化和等叁个层次；而其中的每一个层面，均因有其它层面上的因素的混杂和影响而改变了其原始的性状。然而为了便於分析，我们不妨将这叁个层面上的文化因素都“纯粹化”。这样，它们便分别被还原为纯粹的传统文化、西方世纪末期以来的反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化。所谓建设的民族主义，在文化上首先就是要在老老实实地承认和严肃面对这叁种文化因素客观存在的基础上，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中庸精神，来调和乃至消解这些来自外域的文化因素之间的对立，以便在制度创新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消化之、吸收之；并通过开掘和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