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功利学派的伦理思想探析(2)

　　进入到封建的中后期的宋朝，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出现了正视社会矛盾，锐意进取，注重事功的功利派家。李觏是宋朝功利学派的先驱者，经过长期考察沉思、分析比较以后，他同意韩愈的性三品论，并提出“性之三品，而人之类五”的人性学说。李觏认为，人性是“天之命”、“畜于内”的，“圣人者，根诸性者也。贤人者，学礼而后能者也。”而下愚者，是不识性者也。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由于圣人具有这种先天的善性，所以能“率其仁、义、智、信之性，会而为礼，礼成而后仁、义、智、信可见矣。仁、义、智、信者，圣人之性也。李觏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把人分为圣人、贤人、中人、同于下愚之人、下愚之人五类。圣人之性是至善不变、先天具有的上品之性：下愚者之性是至恶不变的下品之性；只有中人之性是善恶混的可变之性，即经过圣人的教化，而使中品之性发生不同变化。就是说，上智不用学，下愚不能学，中人才可学。作为北宋的大政治家，王安石也人性的见解。他认为人首先是一个生命体。他说：“形者，有生之本。”(《礼乐记》)，在王安石看来离开了人的形体，离开了人的感觉就所谓的人之性。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生命活动，人性的基本内容就是人的生理活动和人的活动。王安石不同意性善之说也不同意性恶之说，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性情一体说，王安石认定性无善恶可言，而现实中的善恶来源于情。“古者有不谓喜、怒、爱、恶，欲情者乎?喜、怒、爱、恶、欲而善，然后从而命之日：仁也、义也：喜、怒、爱、恶、欲而不善，然后从而命之日不仁也、不义也。故日有情然后善恶形焉。然则善恶者，情之成名而已矣。”(《性情》)王安石还指出，情之所以有当理而善，有不当理而恶，在于修习的不同。他同意“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认为人生活的对于人的品质的善恶有决定作用。他说：“习为善而已矣，所谓上智者；习为恶而已矣，所谓下愚者；一习于善，～习于恶，所谓中人矣。(《性说》)。在人性的观点上，陈亮和叶适既反对性善论，也反对性恶论，肯定人的感性需求和各种欲望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人性是“天赋”的，即是自然、天然的意思。人性的自然意味着对人的感性欲求的明确肯定和认同。

　　在明朝中叶之后，特别是明清之际，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和封建主义思想的瓦解，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为了改革当时的弊政，挽救封建制度的危机，而对封建道德伦理思想进行了自我检讨和自我批判，一种启蒙主义伦理思想开始在中国产生。明清之际的伦理思想家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批判了宋明道学的人性论，进一步论证了人性就是人的“气质之性”，充分肯定了人的感性情欲的合理性和作用。从黄宗羲的“心性统一”到王夫子的“性者生理”、“日生而日成”的学说，再到颜元、李垛的“舍形无性”到戴震的“血气心知”的人性论，这以一条主线反映了明清之际的功利学派的思想家们的主要思想，否定道学所鼓吹的“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的对立，认为没有气质就无所谓义理，人的自然情欲是维系人的生命的手段和推动世界上一切事业前进的动力，否定了自然情欲也就否定了人之为人。戴震说：“去生养之道，贼道也”。

　　第二，肯定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满足个人欲望的价值合理性。直接或是问接地提出了人性自私的观点。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李贽最早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私心说”。他指出，私心是一切人所共有的，是人的本性，“趋利避害，人人同心”(李贽《答邓明府》)，“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李贽《焚书·德业儒臣后论》)。无独有偶，顾炎武不但认为追求私利是人的本性，指出“天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顾炎武《郡县论》，“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免”(顾炎武《日知录》)，在他看来，人道即对人的私利与欲望的满足，道德就存在于人们的物质利益之中，统治者只有因人性而行动，才能达到天下治。正由于此，上古先王对人性之私“非惟不禁，且从而恤之”，以此来充分满足人们的私欲。黄宗羲也认为自私自利乃人类的本性，指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黄宗羲《明夷访录·原君》)。在他看来，这种本性的满足不但是人类早期的本然状态，而且也是人类未来的应然状态：未来理想社会图景的设计、机构的建立，制度、的产生都必须以满足人的自私自利之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使人人各得其私、各得其利。否则，如‘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既是对人的本性的违背，也迟早会丧失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功利学派的义利观

　　义利观是区分中国古代社会各种伦理思想的标准，正是这个道德标准，才分出一部分的功利主义学派的思想。经过长期的演变，义成为了道德的总称，而利则成为了利益的总称。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不同的学派都有过不同的义利观，重义轻利，把义利之分看作是个人道德境界高低的标准，强调“义”的重要性，而忽视“利”的作用。孔子说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这种扬义贬利的观点成为中国封建思想的正统。而功利学派思想家的义利观大多看重义利的相互作用，没有偏颇一方，甚至为了社会发展强调利大于义。墨子是推崇义利并重的第一人，他反对义利对立而主张义利统一，他贵义尚利，以志功统一作为道德评价的根据和标准。墨子首先对义与利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墨子认为：“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墨子·天志下》)义能收到天下治理天下的效果，所以是正当的、正义的，把有利于天下人作为出发点来评判行为的义或是不义。墨子思想中的利作为一种原则不是指个人的私利，而是指整体的利益，即社会、国家和全天下人的利益。他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礼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是墨子所强调的一切行为善恶的标准，在墨子这里，功、利、义具有同一性，“义，利也”。墨子的利也讲到了利己和利人的关系，墨子在“交相利”谈到利是相互的，作为“兼相爱”的结果，给予别人帮助，别人也会诚心诚意的帮助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