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功利学派的伦理思想探析(4)

　　黄宗羲认为仁义与功利皆是人类得以生存和维系的基础，所谓“仁义功用，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遗亲后君，便非仁义，不是言仁义未尝不利”。二者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自后世儒者，事功与仁义分途，于是当变乱之时，力量不足以支持，听其陆沉鱼烂，全身远害，是乃遗亲后君者也。”(《孟子师说》卷一)他眼中的利也并非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关系国家治乱、存亡的天下大事，对于个人的私欲他也是反对的“徒以自私自利，不可以之国家”他力图把个人私利和社会公利统一起来，因此提出了“天下之利”作为最高的标准。清初时期的功利思想家顾元对明清乃至以往的功利思想的义利观做了。他以关心民生问题的解决，确立了正德、利用、厚生的道德原则和兴事功的价值观，主张实学与实行，实现真正有德和利民。他以关心民生问题的解决，确立了正德、利用、厚生的道德原则和兴事功的价值观，主张实学与实行，实现真正有德和利民。他认为功利是人性的需求，道德也是人的需求，是一种特殊的利。颜元肯定谋利、计功的合理性，否定那种认为追求利欲是违背人性的观点。他说如果没有利欲的追去，那就不需要调节人们在追求利欲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道德原则。他的结论是：“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与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的一字之差正好体现出顾元义利并重的思想，批判将义与利对立起来的错误，提倡既要正谊、明道，又要谋利、计功的思想，在中国传统义利观中是比较合理的，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顾元所提的功利不是个人的私利，而是生民的功利、国家社稷的的整体利益，他认为人应该有“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精神。“生存一日，当为生民为事一日”。

　　三、中国古代功利思想的特点和不足之处

　　相对于道义论思想，中国古代的功利思想主要由如下的特点：

　　1．中国古代功利思想家的、利益派别大多和道义论思想家不同。相对于、孟子、荀子的道义思想是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加强统治，墨子的功利思想则是体现了平民、小生产者特别是手者追求生活稳定的利益要求，而同是为封建统治，韩非则是崇拜严法酷刑的专制统治。宋明的道学与功利之争则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围绕保守和改革而产生的，王安石、陈亮、叶适都是重视经世致用，关注社会改革和名富民强。到了明清之际，封建制度更加黑暗，开始在江浙一带萌芽，新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导致明清之际的社会急剧动荡，一批知识分子尖锐地批判了封建思想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而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唐甄等人则成为这批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2．中国古代功利思想家都注重义利的统一，认为两者是交融互动的，都重视物质利益，肯定物质财富是社会活动的基础。功利是道德评价的基础，为民谋利才是君王的统治之道。他们都反对道义论把义利剥离，反对道学论片面夸大仁义的力量，忽视功利的作用。

　　3．中国古代和功利主义思想家，他们大都具备一个共同的原则要求，即作为行为的功利目的，应该以“利人”、“利天下”为价值取向。他们不否认人有私利的欲望，且肯定这种光欲求的合理性，同时反对只为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利人、利天下才是人应该追求的价值取向，人应该在义的引导下追求合理的利，“义”应该作为道德的规范手段规范人的求利之心。在公利和私利面前，公利大于私利，整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许多功利思想家致力于改革国家弊病，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的实践活动中，对整个国家和同胞都抱有极大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