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功利学派的伦理思想探析(3)

　　韩非子的义利观是把义与利觉得的对立起来，这同他的法家改革思想是有关系的，他希望能在改革的最短时间内看到改革的成绩，所以极力地放大对利的追求。他认为人际之问的关系不能用来调节，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则根据变迁的事实分析对‘义”进行了完全的否定，“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日：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所以，“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在韩非子看来，人们都“不免于欲利之心”(《韩非子·解老》)。而仁义不仅不能禁止现实中恶的力量，而且也破坏了自食其力原则，追随仁义的结果会使赏罚不分，是非不定。攻击的“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等思想，仁义道德不仅对治国无益，反而有害，为了国富民强的“利”就必须放弃、改变“义”，使“义”最终从属于“利”。

　　到了封建社会中晚期的宋朝，社会矛盾出现了更深刻的变化，社会流民增加，无地的农民生活曰益困苦，使在两宋时期农民起义频生，社会危机不断加剧。此外，北方半游牧不断侵扰，使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再有由于宋初为了避免唐末出现的藩镇割据局面的再次出现，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造成了冗兵、冗员的局面，因此使社会危机突出。在这样的一个危机丛生的时期，一些反传统义利思想不断涌现出来，与儒家正统“贵义贱利”主流思想相对抗，这成为宋代义利思想中的一大特点。这一时期的功利学派都认为义利是统一的，主张治国以功利为先，发对道学家割裂义利，轻视功利的思想。李觏的义利观首先就集中论证了求利的合理性和利与义的统一性。李觏认为，讲仁义就要给人以财利，财利是道德与政事的基础，没有衣食、财利就没有仁义礼乐，他说：“民不富，仓禀不实，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礼节，使之趋荣而避辱，学者皆知其难也。”(《直讲李先生文集·国用》)，在李觏看来，是物质生活先于道德教化的，重义应该谋利，明道必须计功，道义必须落实到功利上。为了打击反对变法的保守派，王安石注重功利的作用，同时注重人民的物质生活，把矛头指向“理财”和“营利”之上。王安石基本思想和李觏有相同之处，圣王治世，重要的是先富后教，先功利后道德，他说到：另一方面王安石认为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功利无疑是不义的，反对大地主大富商的不义的敛财之道，强调理财离不开道义，“盖聚天下之义，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乞制置三司条例》)总之，王安石既重视财利，又不忽视道义，把两者结合起来，而统～的基础是利，义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利。

　　南宋时期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的功利思想主要是用来驳斥当时谈心性理欲的朱熹、陆九渊学派思想的。两个提出了“事功”为核心的功利主义，主张道德和功利的统一，反对“正谊(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传统思想的。陈亮的义利观主要表现在他的欲望论中。在陈亮看来，人欲是与生俱来的。“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嗅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陈亮集·问答下》)。人性决定了人的欲望，这就是有一定的“节”。陈亮认为，这种“节’徽要依照封建制度下的“典”和“礼”来进行。他反对以个人的喜怒来决定人们欲望的满足。在陈亮看来，人有欲望，属于人的本性，是要满足的，但是只能在维护封建秩序的范围内来满足，即在一定的制度约束下实现这一欲望。另一方面陈亮认为，功利是衡量价值的标准，道义不能脱离功利，若是离开功利，道义就成为空谈，这就是他和朱熹之问展开的“义利王霸之辩”，他反对朱熹只把三代(尧舜、商汤、文武)说成合于王道、合于义，把汉唐以来数千年的则一律否认是昏暗无道。陈亮以实事实功作为评价的依据：“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理义，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朱熹·寄陈同甫》)历来都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陈亮集·甲辰答复朱元晦书))，古代的圣贤也应该讲功利，三代圣王之德就存在于他们的事功之中。

　　同时期的叶适是宋代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公然主张功利，批判贵义贱利的这一主张。在叶适看来，古代“道义光明”是由于“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所致，所以功利与道义相比是第一位的。因而离开功利，道义就成为了没有意义冠冕堂皇的话了。正是在这种功利主义的认识基础上，导致了叶适“成其利，致其义”，反对贵义贱利”的主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叶适所讲的功利，主要是整个地主阶级国家社会的功利，而且重视长远的功利，反对不义的个人利益，并提出要兴利除害。明中后期始，一些思想敏锐的思想家如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开始对或心学的流弊进行反思和批判，开始倡导一种新的经世实学学风，这种新的学风逐渐发展成为与理学、心学相对立的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这种积极进步的、有前途有活力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思想观念在义利之辩的表现形式为经世实学思潮。至此，中国传统的理学与经学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正在实现着由崇德性向重学问，由空谈心性向经世致用的过渡与转化。对此李贽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的命题，认为人际之间各种关系都是为了满足穿衣吃饭的生活的欲求，离开了这些就不可能有道德的意义。 大学排名

　　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这即是说人们正常的物质利益需求就是义，除此之外，是没有什么义可言的。他又说：“夫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自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草而自逃荒野也，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而圣人之所必用也，何可言元也?吾故日：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则知势利之心，亦吾人禀赋之自然矣。’，他完全剥去了笼罩在圣人身上只谋义不谋利的神圣光环，从圣人到百姓都应该讲利谋利，这是无可厚非、天经地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