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恩来民本行政伦理思想的形成原因(3)

　　(二)个人的生活成长经历
　　周恩来诞生的时代，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年代，广大人民痛苦的煎熬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出生于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9岁时家境已经衰败到靠典当度日，封建礼教的虚伪残忍，旧的世态炎凉，使他开始痛恨起为富不仁的富人来，同时由于家庭地位的下降，他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辛，也有机会更多地接近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周恩来对劳苦大众充满同情。周恩来在1946年9月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中说过：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都是绍兴师爷，到了父辈，我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10岁、1l岁即开始当家，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周恩来对人民怀着一种深深的责任感，怀着强烈的深厚情感，任何一点对人民要求的不重视，他都会认为是对人民缺乏高度的责任心；在对维护人民利益上的任何一点粗疏，他都不能容忍。

　　周恩来从小就表现了崇高的志向，在天津南开学校，他强调立大志，鄙视那些汲汲于名、于利之徒，他写道：“彼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翁者；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也。”(《尚志论》作文手稿)这“不私于个人”，可谓是周恩来一生的座右铭。他正是怀着这种“不私于个人”之大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去寻求济世救民的真理。“五四”运动前后，他勇敢地参加了爱生运动，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周恩来对爱国主义逐步由空想阶段转到寻求具体解决办法的阶段，他感悟到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救中国。在此期间，他逐渐由～个忠诚的爱国者和激进的革命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南开时期，周恩来对西方思潮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广泛阅读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多种著作，并给予高度评价。“然而，周恩来与陈独秀等第一批新运动的旗手有所不同。在新文化运动开展以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1917年赴日之前)，他并没有响应《新青年》的号召，积极投入‘打倒孔家店’的文化运动，他对学说仍怀着相当的敬意，在思维方式到思想内容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的深刻影响。他善于融合，调和不同的学说，兼采所长。”

　　在日本，周恩来开始接触，并阅读了《新青年》和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犹如“一线穿云而出的阳光”，使年轻的周恩来有豁然开朗之感，他想通过认识欧洲国家的社会真相，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用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周恩来在旅欧期间，他用半年多的时间进行艰苦的比较，终于找到了救世良方——共产主义，用他的话来说：“我认的主义是一定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为它宣传奔走。”在东渡日本、旅欧期间，他接受了民主、平等、自由与科学等进步的西方观念，不仅丰富了他的知识，开阔了他的眼界，还使他的爱国的意识和民主与科学精神交融互摄、相得益彰，使周恩来所持有的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拥有了“合金钢”的特征。在以后的实践中，周恩来充分发挥了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作用，政府是人民群众的知心者，政府要和人民同舟共济。

　　一旦确立了崇高的信仰，他便矢志不渝，彻底地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贡献一生。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后至建国前，主要是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军队和进行革命战争，设法把人民解放出来。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深深体会到谁代表人民的利益，谁就得到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就应该为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建国之后，国家建设、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他的操劳范围之内，越是工作接触面宽，越是岗位贴近人民，越是对人民的疾苦倍加关心，“为人民服务，使人民过上幸福日子”，一直是周恩来的心愿，作为开国总理，他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使其一系列的行政伦理思想得以最大限度地践行。周恩来具有强烈的行政良心和责任意识，他以倾国之权而守平民之德，官而不显，权而不私。越到晚年，由于感到为人民服务的已时日不多，他就越加宵衣旰食，以超出常人想象的毅力和精力投入工作，晚年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以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忍着病痛的折磨，以对自己近乎残酷的方式忘我地工作。在风雨涅的“文革”十年时期，周恩来的民本行政伦理思想也得到了最完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