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2)

　　任何一种伟大的传统，都具有普遍的潜力，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对文化进行取舍、选择和改造。一般说来，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传统文化基本上处于现代化的对立面，在和意识方面，传统政治文化有着双重影响。传统儒学之所以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时成为不利因素，首要原因在于传统儒学的制度化，形成与皇权结构相互支持的官学制度；其次是内容的僵化，有效领域的广泛化。在面临冲击之时，当朝政府一味固守传统的制度结构，不去变通。只有在旧制度彻底解体之后，传统儒学所包含的实践理性的内容才可能被释放出来，在新条件下推陈出新，发挥作用。
　　三、传统政治文化熏染下的保守心态：严重阻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与进程
　　中国在近世之前的辉煌文明铸就了国人优越骄傲的心态，文化中心主义与崇古主义也因此具有久远的渊源和影响，五千年绵绵不绝的中华文明曾经为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踏入近代以前，中国在、手生产、科学技术发展、文化水平方面，都居于世界的前列，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朝中心观的传统政治观念。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中国从衣食物品到文化制度无不毕备，而且有最完美的道德教化，所以中国对于外国一无所求，根本没有交往的必要。长期以来，“四夷”（即周围世界）对华夏文化向心归顺的谦恭，又进一步助长了中国人以尊临卑，以天朝临蛮夷的自我中心意识，使文化中心主义成为民族意识的深层积淀。
　　（一）文化中心主义影响政府决策
　　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内夏外夷”、“华夏中心”、“夷夏之辨”的思维方式。夷夏之辨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之一。夏本指中原地区，夷则是对四周少数民族与周边国家的称呼，如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都是化外之民，要比中原汉族低一等。夷夏之辨困扰着王朝的政治举动，最高统治者抱着祖宗的遗制与传统政治文化观念不作任何政治上的变革。因此，当欧洲各国从海道而来谋求同中国进行交往时，也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夷狄”了，而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震开国门时，清政府的对策仍然是同以往处理夷狄的政策一样——“羁縻怀柔”。以道光为首的清政府认为他们不过是要求贸易通商而已，“尚非潜蓄异谋”，所以采取传统的“驭夷”之法，包括暂时“调和”和“安抚”，以维持原来的秩序。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2]。处在康乾盛世余韵之下的清政府对西方的严峻挑战毫无认识，“不了解世界大势，仍然以‘天朝上国’为中心，必然墨守成规，排斥一切新生事物，拒绝一切变革”[3]。清政府就这样贻误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约20年的宝贵时光。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在这段时期内，世界上只有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美法工业革命刚刚起步不久，中西之间差距不大，国家权益还没有大量丧失，如果清政府采纳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积极引进西方技术，进行各项改革，则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将提前20年，赶上西方是很有可能的。
　　文化中心主义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另一表现是以“返圣学之本”来应对西方挑战。所谓“返圣学之本”，即确认尧舜孔孟之道“乃乾坤所系以不敝者”。因此，中国不必去理会洋夷，更不必学习西技，源于中学的西学不过是旁枝末流，最终还是要“返其本”，回到中国之道上来。
　　总而言之，无论是将西方事物视为夷狄，还是将西方事物视为中国传统的派生物，都是认为不必学西方，这样的思维方式严重阻碍着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利马窦对中国人的这种中国中心观批评道：“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愈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愈自卑”[4]。
　　（二）崇古主义者抗拒现代化启动是传统政治文化罩在清政府头上的又一项枷锁
　　崇古主义是传统农业—宗法型社会的观念性产物。农业社会与宗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生活范围狭窄，社会交往有限，社会变迁滞缓，人们习惯于以传统为圭臬，“以古为尚”的思维范式成为一种惯性，政治上的“正统”，学术上的“道统”，上的“文统”便是这种思维模式的表现。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圣人之言、经传所云成为人们的政治行为规范和治理国家的准则。严复指出：“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今以胜古”[5]。纵观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每每遇到统治者及各阶层崇古主义思想的抗拒。早期现代化启动之时，洋务派每一项带有创新意义的举措设施，都曾招来“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的指责，这些争吵、指责、阻碍、延缓了各项举措的正常进展，甚至长期停滞，最终导致工业化进程缓慢，特别是在人才培养方面，由于缺乏现代化急需的各种人才，需要引进西学，西技，但是保守派百般阻挠，改革派阻力重重。百日维新之时，西太后严厉斥责光绪昏愦不肖，任意妄为，“置祖宗所立之法于不顾”。致使维新的成果仅存京师大学堂一项，其他各项变法虽然轰轰烈烈了一场，但一切又恢复原状，缘于当朝统治者对于传统政治皇权的眷恋。清末新政虽然进行了巨大变革，但“不变者三纲五常”，清政府牢牢把住祖宗之法和君权专制不放，使许多改革流于形式，清政府因此被称为“假立宪”。这种崇古主义的心态一直贯穿在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进程中。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马克思早在1859年就指出：“一个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6]。
　　总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熏染出的根深蒂固的保守心态，成了古老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严重障碍。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还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变所必需的基本认识转变。当朝政府由于这种保守心态，而对现代世界的认识大大滞后，是阻碍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难以估量的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文化中变易思想、自强不息思想、经世致用思想等是有利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并且这些思想被历代改革者所引用。儒家政治文化对政治以及人性的乐观态度，其入世精神、大同理想带给中华民族的是前行的动力与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但是历代统治者尊儒是利用其维护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以礼的规范窒息人的精神，从而巩固其统治地位。自宋代政府偏向于儒家德性方面的发展，大大发挥孔孟的伦理道德观，智性方面并没有多少发展，近代政府仍是重德性轻智性，使儒家政治文化成为一种秩序文化，强调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从而成为早期现代化启动的障碍。
　　
　　参考文献：
　　[1]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齐思和等.鸦片战争（五）[M].北京：神州国光出版社，1954：529.
　　[3]丁三青.现代性与近代中国[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0：164.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4]利马窦.利马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
　　[5]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