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邓小平教育伦理思想初探(2)

      二、拨乱反正，力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

    是传承知识、培养人才的事业，对知识及其传承者的态度和策略，不仅是一个事关教育事业发展的工作方法问题，也是一个教育实践活动中的道德问题。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把广大教育工作者当作专政对象，动辄使用“脱离政治”的罪名打击广大知识分子，谁要努力钻研业务，就会被扣上“白专‘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大批“唯生产力论”的同时，他们大批“智育第一”，胡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树立交白卷的“英雄”，“反潮流”的典型，标榜“没有的劳动者”。他们蔑视知识，崇尚愚昧，否定教育，毁灭学校，窒息学术，摧残人才，造成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大动乱、大倒退、大破坏。造成了各条战线上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危机。正是在这种严峻的时刻，邓小平怀着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崇高责任感，一再呼吁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全树立起了尊师重教的良好道德氛围。

    认为，知识的产生，人才的展现，显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才在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前进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邓小平痛感“四人帮”破坏教育、践踏知识、埋没人才的倒行逆施，反复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他深刻认识到，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面对科技和教师队伍后继乏人的局面，邓小平力倡“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思想史上尊贤重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正是本着这样的道德勇气，邓小平首先冲破禁区，纠正了我党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做法，并着力于为知识分子落实政策，恢复名誉。他摘掉了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臭老九”的沉重帽子，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认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的劳动者”，从而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充分肯定了包括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备受压抑的命运。

    教师是知识的者，是人才的培育者。邓小平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在经济效益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因素的今天，教师在知识的创新和传承过程中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他们的劳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科技和经济活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因此，邓小平认为，要把从事教育工作的与从事科研工作的放到同等重要地位，使他们受到同样的尊重。在邓小平看来，科学家、教师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都具有巨大的道德价值。针对“四人帮”关于教育战线“两个估计”的错误言论，邓小平驳斥了他们对教育工作和广大教师的错误评价，充分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他指出:“一个小学教师，把全部精力放到教育事业上，就是很可贵的。要当好一个小学教师付出的劳动并不比一个大学教师少，因此小学教师同大学教师一样光荣。对于终身为教育事业服务的人，应当鼓励。他呼吁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对于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邓小平认为我们既提倡学生尊敬师长，也提倡师长爱护学生，要做到尊师爱生，教学相长。邓小平还从义利统一观出发，在肯定教师劳动价值、要求教师积极工作、无私奉献的同时，十分强调应充分保障教师合理的物质利益需要，强调要多为教师办实事，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正是在邓小平的亲切关怀下，广大教师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了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

        三、倡导“三个面向”。把培育“四有”新人作为最高道德目标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如何适应社会的需要，如何反映时代的要求，如何促进人的个性和谐自由地发展，这是和实践最基本的问题。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强调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而且对教育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也提出了明确要求。邓小平指出，教育不能搞闭关自守，满足于在一大堆陈旧、狭隘和落后的知识领域内兜圈子。他和概括了国内外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经验，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英明论断。“三个面向”是邓小平教育伦理思想体系中最具时代特征和前瞻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教育的客观要求。

    人所共知，“现代化”是当今世界潮流，是不发达国家寻求出路的共同目标。它不仅仅是物质技术方面的高度增长，也不仅仅是化，还包括针对各国传统制度、观念及人自身等多方面的系列变革。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不得不面向现代化，在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上要实现现代化，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由于现代社会是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社会，作为人才摇篮的教育不可能足不出户，闭目塞听，闭门造车。盲目排外是一种不健康的自卑，只能阻碍正常的国际交流，窒息人才的发展，因此教育要面向世界，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吸取世界上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并以此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准。教育从来就不是一个短期的行为，人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才的周期长、见效慢，今天的教育是明天的人才，后天的经济。教育自身固有的特点决定了教育必须面向未来，以长远的、历史的战略眼光办好当前的教育。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自觉，邓小平一再认为教育要从现在的娃娃抓起，从小学抓起，并希望通过不断的努力，5年小见成效，10年中见成效，15一20年大见成效。

    教育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最重要的保留和传播文化的方式，已存在好几千年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虽然它的具体方式、操作过程和实施手段等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教育培养人的宗旨是亘古不变的。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本质规定的社会形态，并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需要一种全面发展的新人。我国第一代领导人曾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口号和“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不断升级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出，我国在培养人的目标上也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造成了人才培养和使用的严重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人才培养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培养人的标准。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教育，最根本的是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四有”新人是邓小平在否定“左”的错误和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他多年来在教育伦理领域深刻反思的结晶，是“全面发展的人”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具体规定。其中，有理想指的是要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信念和远大理想;有道德就是要养成良好的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品质，成为道德高尚的人;有文化作为个人素质中最基本的因素，不仅指获得一定的文化修养，而且指掌握比较广博的多学科知识，具备相当扎实的专业理论和娴熟的专业技能;有纪律就是要确立遵纪守法观念，自觉模范地遵守律法规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四有”是一个各要素彼此关联和相互作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其中有理想居于核心的地位，规定和“四有”的其他方面;有道德、有纪律规定着理想实现和知识获取的手段和途径，是“四有”的护卫和保障;文化是“四有”各方面实现的基础和前提，它对理想之实现、德性之培养、纪律之养成提供着不可或缺的知识支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和有纪律四者各司其职而又相互配合，共同构筑起社会主义新人的综合素质体系。“四有”新人的提出不仅为教育工作者教育行为的选择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教育客体理想人格的具体目标。培养和造就这样的一代新人，既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目标，也是教育者责无旁贷的神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