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与民众的联系：特征与机制——一个比较(2)
2014-01-09 01:01
导读：除此之外，其他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定期举行的各种民意测验也是帮助政党处置与民众关系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在这样
除此之外，其他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定期举行的各种民意测验也是帮助政党处置与民众关系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中，西方国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秩序的“长治久安”模式。在这一模式中，通过加压(竞争)提高政党与民众关系的紧张程度，以优胜劣汰的方式确保政党与民众的紧密联系。虽然执政党可以上上下下，变换角色，就像换乘出租车一样，但是国家整体的政治秩序却是基本稳定的。执政党与在野党的角色轮换机制，使政治危机可以通过政府的更迭来消解，从而将政治危机有效地终止在适当的阶段，而不使之涉及根本性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这种优胜劣汰的轮换机制又有助于从反面增强政党与民众的联系，这表现为失去政权的政党通常会认真总结经验，调整政策和纲领，以便在下次选举中获得选民的支持而再度执政。
当然，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政党与民众联系的西方模式也存在相应的问题，例如金钱政治、官职腐败(早期曾大量出现) 、政治家的短期行为及政治周期、多党制条件下的政局不稳(通常表现为政府危机，但有时也会涉及到政体危机——如历史上的法国) 等等。
四、中国执政党与民众的联系方式
无论在国家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方面，还是作为政治制度一部分的政党制度方面，中国与西方有着明显的差异。自然，执政党与民众的联系机制与方式也就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具体而言，对于这种关系的特殊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政治制度的特点。中国政党制度的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对于我们当下的讨论而言，尚缺乏一个将政党与国家体制联系起来的分析维度和相应的概念。就政党与国家的连接而言，中国实行的是一党体制。④所谓一党体制不是指政治结构中只存在一个政党，而是指国家政权与政党的联系是稳定的，而且这种稳定关系具有法律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地位。虽然中国政治结构中还存在众多的民主党派，但它们只是参政党，而不是执政党。它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是政治地位平等、彼此可以竞争政权的政党，而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中国特性的党派。这一政治格局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结果，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区别于西方政治的根本特征。
其次，这一政治结构表明，不能将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执政党与西方国家的执政党简单地等同起来。在党组织的性质、执政地位的获得方式、与政治结构中其他政党的关系、党与政府的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共产党具有自身的风格。在与民众联系的方面，同样具有独特的政治逻辑。尽管不存在政权方面的政党竞争，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定期竞争性选举，但是中国政治有着一套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及执政党代表性的话语。
第三，这一话语系统包括制度与过程两个方面。其制度层面由两个子系统组成：一是有关执政党先进性的论述，这种先进性乃基于对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由马克思主义提供)。这种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即使不通过定期选举的方式，也能够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这种先进性的另一个来源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共产党是由民族的“精英”分子组成的，他们没有任何私利，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勤奋地工作和斗争，愿意献出自己的热血甚至生命。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斗争为这一理论作了最好的注释。
第四，制度层面的第二个子系统是建国以后建构起来的，这就是宪法规定的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人民代表在县乡两级的直选以及上层的间接选举，当代中国确立了民主的代议制度。这为中国政治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合法性———基于人民主权原理的合法性，因此党推荐的干部名单以及拟定的法律草案必须经由这一机构才能获得正式的合法性。
第五，上述这两种制度安排都以特定的方式回答了执政党与民众的联系问题。执政党通过先锋队的论述确立了自身和民众的关系(根本利益代表与政治领导) ；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选举和立法等环节确立了与民众的联系，并使党的政策主张和人事安排建议得以合法化。
第六，除了上述两种制度安排之外，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联系还体现在政治的过程方面，亦即在实际工作中保证密切联系群众的操作机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发展出来的群众路线的政治传统。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形象地揭示了党与民众的动态联系过程。夺取全国政权后，中共成为执政党，它不但承担着政治领导的任务，而且掌管和参与了国家和政府的实际治理工作，故战争年代的政治传统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得到了延续。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经典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众目所瞩的伟大成就。这一事实表明，中国的经验值得从政治学理论的层面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深入的研究。
当然，这种肯定并不表明中国政治不存在问题。从如何改进执政党与民众联系的角度看，回顾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到改革开放之前(文革)这段时间的历史经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即政治过程中“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的平衡问题。可以通过以下三个事例来理解这一点。
第一，在政治决策方面，“反映与领导的平衡”。从理论上说，执政党与群众的联系有两个基本的维度，一是政党反映民众的意愿及其程度；二是执政党引导/领导民众实现政治目标的能力。前者在政治过程中体现为自下而上的方面(理论上，政党的这方面功能被视为一个民意的接受装置或反应器) ，后者则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方面(反映了执政党在制定和贯彻公共政策方面的自主性强度) 。一般情况下，政治过程中的这两个维度应该是前后衔接，相互平衡的。不过，不同的制度安排以及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使各国执政党在平衡这两个方面所采取的处理方式是差异的。通常情况下，后发现代化国家中的执政党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这与现代化的赶追模式密切相关。由于先锋队的政治假定——比一般群众站得高、看得远，以及革命胜利后所拥有的巨大政治优势，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和独立发挥意愿的政治空间。这就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政治领袖及其政党不是简单地反映群众当下的利益和愿望，而是通过描述理想社会的乌托邦带领群众去改造社会，即使牺牲眼前的利益也在所不惜。时间长了便容易导致执政党与群众联系的疏远，甚至引发政治合法性的危机。
第二，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平衡问题”。党对干部的集中管理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一高度集中的人事- 组织制度保证了各条战线的人才供应以及党和政府决策的有效实施。不过，在长期的实践中这一制度也产生了不少的弊端。尽管在任命干部的过程中也有听取群众意见的环节，但是领导人的意愿显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各级干部培养成了“唯上”的习惯，如何取得上级的满意和青睐成为工作的基本标准和最大的政绩，即使群众有意见也没有什么关系。加上官僚体制运作的内在逻辑(诸如封锁不利消息，浮夸，欺上瞒下等) ，干部脱离群众以及反官僚主义成为一个经常性的议题。
第三， 群众路线的“作风与制度的平衡问题”。尽管群众路线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养起来的优良政治传统，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正视：为什么这一优良传统经常需要党做出“恢复”它的决定? 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群众路线只是领导干部的一种工作作风。这意味着其实施与否、实施的程度、实施的效果都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和即时的意愿。一般情况下，在外部环境比较艰险的条件下，群众路线实行得比较好，因为此时脱离群众的错误代价可能会非常之大；而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实行群众路线的动力就容易衰减。因此，群众路线实行得最好的时刻，党最有生气的时刻，往往是党面临危机的时刻。这说明，群众路线不能光停留在工作作风的层次上，它必须经历一个的制度化的过程，从而成为不以领导人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行为规则。
上述三者表明，在中国政治的背景下，加强执政党与民众的血肉联系最需要关注的失误是上位偏差，亦即“自上而下”有余，而“自下而上”不足；最需要弥补的是民众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五、变革中的中国执政党与民众的联系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的政治结构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同时也意味着执政党与民众的联系机制和方式的与时俱进。在诸如村(居)民自治、村党支部书记的“两推一选”、干部公选制和公示制、乡镇长选举改革、决策咨询与讨论、行政听政、民主恳谈等制度创新和探索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一历史性的发展趋势。为叙述方便，笔者尝试将改革以来发生的这种变化趋势概括为“继承传统”、“功能开发”与“机制转换”三个方面。
所谓“继承传统”是指，通过对现有体制的完善以及发扬和光大党的优良政治传统，加强执政党与民众的血肉联系。例如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其代表功能和其他政治功能；健全政治协商制度，提高吸纳社会精英的能力；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政治学习、宣传英雄/模范事迹、惩处腐败等正反手段) ，提高干部的领导素质和民主意识；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的政治传统，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民众的需求和呼声，办实事等等。
所谓“功能开发”是指，在政府行政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和改革，扩大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提高政府决策的民主性，制定符合民意的政策，满足民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社会公正。通过行政民主的方式调整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增强执政党反映民意的能力，从而增强民众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执政能力。这集中体现在行政听政、民主恳谈、百姓评政府、行政公开和提高透明度等方面。
所谓“机制转换”是指，通过制度创新建立执政党与民众的新的联系机制。这集中体现在上个世纪80 - 90年代的村民自治实践之中(以及部分乡镇的人事改革方面) 。在笔者看来，村民自治使群众路线在民主实践中经历了一个创造性的转换——将“选举”变量纳入了群众路线，从而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提供了某种制度化的程序保障，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前后相衔接的完整过程。这就是：领导干部从群众中来(由群众选举产生) ——到群众中去(关心群众、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呼声) ——在此基础上从事决策(将群众的意见或利益考虑进来， 并加以升华) ——再到群众去中(依法行政，在实践过程中，接受群众的检验，并根据这种检验结果来修正政策) 。如果考虑时间的因素，那么这一过程还包括了定期的群众投票的检验。通过“预期反馈”的原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首尾相接，螺旋式循环，不断调整的动态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政治精英的能动性与群众的基本权利、领导人的政治合法性与政治责任、利益的代表与政策制定、干部的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均得到了较好的平衡。群众路线的这一创造性转换不但为执政者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提供了制度化的机制，而且大大提高了两者之间良性互动的概率。对于一个正在经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政党来说，群众路线这一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具有深刻的意义。
上述三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加强了执政党与民众的血肉联系。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我们还应该考虑这三者之间的可能关系，探索如何在实践过程中将它们“耦合”起来，创造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联系民众的机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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