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文明(1)

政治文明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文明，是以一定的政治秩序为基础且以维护政治秩序为宗旨。

一定社会的政治秩序是追求政治的稳定性，而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即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以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如何规避现代政治秩序建立过程中的风险，创造现代政治文明，是我们应当质询的重要问题。

一、       风险社会：无法回避的境遇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Ｕ· 贝克(Ｕ.Ｂｅｃｋ)所写的《风险社会》，是一部“朝向一种新的现代性”的社会学著作，被认为是20世纪末欧洲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分析著作之一。在书中，贝克关注的是工业社会的“反身性现代化”(rｅｆｌｅｘｉｖ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他从两个角度给予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性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内在矛盾”。[①]虽然贝克是以家庭婚姻、性别身份作为个人生活方式的层面来说明反身性现代化的，但是从另一角度理解,贝克书中所聚焦的两个核心概念“反身性现代化”和“风险问题”[②]，也在这一层面体现和展示出来。贝克尤其强调在工业社会中的个体化(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倾向，从而导致个人生活、性别身份、婚姻家庭在个体化浪潮中被重新定义，同时，变化了的社会又给个体带来新的危机和风险。“风险问题”是贯穿于《风险社会》始终的一个核心概念，而“个体化”则是在贝克分析个人生活方式这一层面凸现出来的，是“反身性现代化”的一种表现，并带来了新的“风险问题”。在贝克成名之前，即《风险社会》一书出版以前，他主要从事关于工业和家庭方面的研究。对于他来说，反身性现代化的特征也发生在这些领域。反身性现代化掀起个体化的浪潮，它消解了工业社会的传统变量：阶级文化和共识、性别和家庭角色。个体化促使新的社会形成不同的结构和变迁，使阶级的社会认同的区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社会风险的个体化趋势中重新定义；不同的群体和团体依据特定的利害关系问题和情境，建立或解散临时的联盟；而社会的长久冲突将体现在先赋的特征之上,如种族、肤色、性别、民族、年龄、同性恋、身体残疾等等。[③]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现代化的起点或契机。西方现代化所走过的道路表明，以工业社会为标志的现代化本身具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即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决策产生的种种威胁作为“残留风险”不断增殖并被“合法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社会的危险开始支配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工业社会的制度成为其自身不可控威胁的生产者和授权者，此时，工业社会的某些主要特征本身就成为了社会的政治问题（如政治民主化问题、司法制度问题）。这种潜在的、不受欢迎的的社会风险，一旦格局化和规模化，就是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格局的产生是由于工业社会的自信（众人都向往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都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利用等）主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确实有它特殊的意义，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并非是一个“一往无前”的问题，同时存在一个自我限制问题，“只要现代社会不发生变化、不对其自身影响进行反思并我行我素地继续执行同一种政策，那么现代社会便会对抗其自身模式的基础和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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