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文明(1)(3)

2014-01-07 01:15

导读：, 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各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通讯革命与信息技术的广泛传播同全球化进程有着深刻的联系。一个瞬时电子通讯的世界，

,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各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通讯革命与信息技术的广泛传播同全球化进程有着深刻的联系。一个瞬时电子通讯的世界，来使那些即使是生活在最贫穷、最偏远地区的人们也能参与到这个世界上，从而瓦解了各个地域的地方习惯和日常生活模式。而全球化在创建那些不时打破民族—国家边界的、新的经济和文化区域的同时，也从各个侧面渗入人们的观念之中。国家的边界正在不断地变得模糊，但民族—国家并没有消亡。在政府、经济以及文化事务方面，各个国家仍然保留相当大的对其国内公民和在对外事务上所享有的权力。总之，国家、商业团体和其他组织都积极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因而，全球化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进程，它受到政治和经济两种影响的合力推进，这本身就是一种秩序。

第二，新的伦理秩序有助于政治秩序的建立。福利国家使西方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呈现出多元化，同时生活方式也不断地变得丰富多彩。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直拒绝适应日益具有重要性的个人主义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而新自由主义的以自我为中心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共同价值和公共关怀的瓦解。社会民主主义者把它归因于市场力量和“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冲击，后者则强调个人应当进行自我捍卫、而不是去依赖国家。上述两种看法都有失片面。来自经验研究的结果表明，当今年轻一代充满敏感的道德关怀，比过去几代人所关注的范围要宽广得多。但是，他们并不将这些价值与传统相联系，也不认同那些对生活方式进行立法的传统形式的权威，如，他们关注生态方面的各种价值、人权或者性自由。吉登斯称之为新个人主义。新个人主义与传统和习惯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退有关。它是一种与全球化所产生的、范围非常广泛的冲击相关联的现象，而并非仅仅是市场造成的。福利国家一直在发挥着作用：在集体主义的庇护下建立起来的各种福利制度，有助于将个人从过去的某种僵化制度中解放出来。与其将我们所处的年代看作道德沦丧的时代，不如将它看作一个道德变迁的时代更有意义。我们必须采取比过去几代人更为积极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我们还要更加积极地认同我们应当为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而承担责任，认可我们所采纳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责任，或者相互负有义务的主旨，存在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之中，只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是潜在的，因为它在集体性规定的概念中被淹没了。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今天的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的新的平衡。这种平衡有利于现代政治秩序的建立。

第三、政治行动主体的变化也是政治秩序建立创造了条件。社会民主主义一般以国家为政治行动的主体，强调国家对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干预；而新自由主义则一般以市场为主体，并坚持不懈地对政府在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进行着批评，主张“政治终结”和“国家隐退”。尽管市场化是现代社会的特点，但在任何领域中，市场都不能取代政府，社会运动或者其他各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也做不到这一点。当然，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变化确实在削弱着、威胁着国家政府和政治党派的影响力。这与其说是昭示着非政治化趋势，勿宁说是政治参与的扩大，贝克曾用“亚政治”思想来阐述现代性社会政治主体重构的必要性。所谓亚政治是指从议会向社会中单一问题团体的转移。许多这样的团体，如绿色和平组织或环境保护组织，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着活动。这些组织开展的活动促使一些商业机构、甚至是全球性的跨国公司参与到和他们进行严肃的对话中来，并重新定义个人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公民主动成立的单一问题团体已经撇开政府而独立地取得了权力。正是他们而不是政治家，在行动计划中提出了生态保护问题和其他的许多新的关注点。尽管国家作为政治行动主体仍是不可或缺的，但非政府组织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将为新的政治秩序的建立提供新的主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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