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文明(1)(2)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Ａｎｔｈｏｎｙ·Ｇｉｄｄｅｎｓ）概括了这样一幅现代性的“风险景象”：“一、高强度意义上风险的全球化,例如，核战争构成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二、突发事件不断增长意义上的风险的全球化，这些事件影响着每一个人（或至少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多数人），如全球化劳动分工的变化。三、来自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风险，人类的知识进入到物质环境。四、影响着千百万人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环境的发展,例如，投资市场。五、风险意识本身作为风险，风险中的‘知识鸿沟’不可能被宗教或巫术转变为‘确定性’。六、分布趋于均匀的风险意识，我们共同面对的许多危险已为广大的公众所了解。七、对专业知识局限性的意识，就采用专家原则的后果来看，没有任何一种专家系统能够称为全能的专家。”[⑤]

概而言之，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应当怎样”的文化指令；而稳定社会的特点则是确定性、可预测性和“应当怎样”的文化指令。风险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潜在形成，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在社会治理方面带来了新的参照。

首先是现代化的自反性。现代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开发与利用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现代化是一个自然资源不断耗尽的过程。如果有一天自然资源全部消耗尽，那么，现代化的根基在哪里？如果不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又怎么可能有丰富的物质生活？所以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即现代化的基础与现代化的后果无法相容。现代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技术主义把社会推到了风险的顶峰。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并不谋求经济的飞速增长，有时甚至要放慢经济增长的步伐，主要是减少社会风险。

其次是福利社会的“坏处”。现代社会的目标是为人类谋福利，让人得到“好处”，好的工作、高收入、高消费、社会保障等。问题是“好处”的背后往往是无穷的“坏处”，如核技术、基因技术、化工技术以及日益的贫困化。这种好坏的冲突质上是责任分配的冲突，即饱享了社会好处的人往往是不承担社会“坏处”风险的人。

另外是个性化的加强。现代化背后的文化动因是集体化，这种意义之源支撑着西方的民主国家和经济社会一直到20世纪后叶。集体意义的枯竭的必然后果就是个人权利的本位化。每个人在争取个人权利时，其风险也越大，无论在决策中还是在实施中，都要冒极大的风险。即使自我也不再是明确的自我，而是分裂为自我的话语，每个人都必须掌握“风险机遇”，但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个人却不能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作出必需的决策。

二、风险社会中构建政治秩序是否可能

    面对风险社会，如何构建政治秩序这是我们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贝克认为，风险问题不能转换为秩序问题，因为秩序问题为风险问题所固有的多元信息，在统计数据的表面之下暗中变形为道德问题、权力问题和纯粹决策主义（decisionism）[⑥]吉登斯则试图超越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提出了走“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认为在风险社会中构建政治秩序是可能的。

中国的现代化际遇虽然在时间上是后发型的，但其过程性是同样的。中国的现代化是外发型的即，它完全是政治使之结果，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虽然同样面临风险社会的种种“待遇”，但其政治秩序的建立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

第一，全球化趋势下的社会生活。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为大多数政治讨论的核心问题，但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仍然充满着矛盾。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全球化多半只是一种神话，或者至多也就是一些长久以来的趋势的某种延续罢了。而在一些政策评论家和政策制定者看来，全球化过程不但确实存在，而且其程度已经相当高了。经济全球化是我们正在面临的现实，而且，它也不仅仅是过去年代的趋势的某种延续或回复。全球化的内容无论如何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空的巨变。发生在遥远地区的各种事件，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直接、更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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