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文明(1)(4)

第四、生态现代化内含了新政治秩序。《布特兰大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当前的一代保证它在不损及下一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前提下来满足现时需要的能力。生态现代化是可持续发展概念涵义的延伸。“生态现代化意味着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处于这种合作关系中的政府、工商企业、温和派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科学家们，在沿着更具有环境保护说服力的思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重建的过程中相互进行协作。”[⑦]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现代化为社会主义政治行动主体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架构。由生态现代化引发出两个基本问题：即我们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以及我们对于危机的反应。作为全球化的后果之一，科学技术已成为时空抽离化后再重组环境的基本手段，重组后的环境因人为的因素增加了不确定性，风险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专家们相互之间也难以达成一致，这也是后现代性社会风险的特征之一。科学与技术不能被置于政治之外，决策不能只留给那些“专家”去做，而应该使政治家和公民们也参与进来。“新的风险情形的复杂特性甚至已经扩展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它们已经进入了公共讨论的领域之中”[⑧]。现代政治不是逃避风险，而是需要对风险予以和向公民提供安全保障同样多的关注。我们所有的人需要具有面对风险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对待风险的能力。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动力的规则。新的风险复杂性把自我认同与科学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广泛影响联系了起来。没有人能够逃避风险，更何况风险本身还意味着机会和创新。因此，最重要的是对风险的积极参与，寻找规避风险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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