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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优俘政策与古代兵学(1)

2014-01-18 01:02 [摘 要]在古代战争中，经常出现残酷杀戮战俘的现象。古兵家在总结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善待战俘的策略思想，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毛泽东将优俘政策同无产阶级立场、革命宗旨与其历史任务联系起来，将之作为对敌斗争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方针，藉以改造俘虏，化敌为友，化敌为我。他关于优俘政策的实践与理论，创造性地继承、突破、改造了我国古兵学军事斗争的相关理论，为无产阶级军事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 古代兵学 优俘政策 继承 突破和发展
　　　　
　　一、古代战争中残酷杀戮战俘的现象及其后果
　　
　　在远古时代，氏族、部族及此后的奴隶制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对战俘多加以杀害，用以祭奠上帝、先祖或战死的亡灵。春秋战国以后，战争规模不断加大，杀害战俘的现象也变得更加惨烈。秦昭王47年，秦将白起降赵卒四十万，“尽坑杀之。”［1］（P564）秦将章邯投降项羽，项羽“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1］（P81）这些野蛮、残暴地大规模屠杀战俘的行径，严重地丧失人性，激起了当时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慨，并招致更加猛烈的反抗。秦始皇死去不久，强大的秦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项羽以力逞强，很快就走上了覆亡之路。历史的经验证明，残杀战俘，即使作为胜利者来说，也是极不明智之举。
　　
　　二、古代兵家善待战俘的策略思想及其进步意义
　　
　　我国古代兵家在总结历史上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很早就提出了善待战俘的策略思想。如《三略.上略》曰：“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2］（P531－532）。《荀子.议兵》云：“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顺刃者生，苏刃者死，奔命者置［2］（P317）。《司马法.仁本》：“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又能舍服”。“敌若伤之，医药归之。”［2］（P407-408）《孙子.作战篇》：“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2］（P185）这几节引文大致的意思是：1．要宽待战败投降或投诚归附的敌军。除了继续顽抗的敌人，要坚决予以消灭外；对那些放下武器，愿意投降、归顺的，就予以赦免，不再捉拿；留之活命，招抚安置。2．敌人临战逃跑，不与我为敌的，不要抓作俘虏。3．不过分逼迫已丧失战斗能力的敌人，善待敌方伤病员，给以医药治疗，或将之释放回家养伤。4．优待俘虏中身强力壮或擅长技击的人，让之为我所用，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古兵家不仅在理论上提出要宽待战俘，不少人在实践中也确实履行了这一策略。如三国时曹操的崛起，同他于公元192年降服30多万青州黄巾军，以及在历次战争中收降重用来自敌方阵营的贾诩、许攸、许禇、张遼等谋臣武将，具有极大的关系。再如吕蒙袭取荆州，俘虏政策也用得较为成功。吕蒙趁隙攻入荆州，城内的吏民全都成了吴军俘虏。当时这些吏民既惶恐不安，又对吴军怀有很强敌意。吕蒙举措稍有不慎，都可能引发蜀汉吏民的骚乱或强烈反抗，与带兵在外的关羽里应外合，荆州城就会得而复失。所以吕蒙入城后，立即抚慰关羽将士家属，以安其心；申明军纪，不得侵犯民众，消除其反抗心理；以小过斩杀亲近部下，严肃执纪，向蜀汉民众示好；慰问接济名望人士，覊縻其心志；厚待关羽使者并使视察城内情况，瓦解关羽士卒斗志。吕蒙的这些措施，不仅迅速稳定了城内秩序，消弭了暴乱发生，且也离散了关羽军心，致其部下纷纷背蜀降吴，关羽也终于败走麦城，身首异处［3］（P877）。吕蒙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偷袭的成功，更是其政治上采取正确的对敌方略与俘虏政策的成功。
　　古兵家善待俘虏的政策，应该说，首先是古代思想家仁爱与仁政思想在军事斗争中的体现。古思想家针对春秋战国时期大规模战争杀人盈城盈野的状况，提出了战争的正义性与善待敌国民众的关系问题。如《尉缭子.武议》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球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2］（P473）。《司马法.仁本》曰：“攻其国，爱其民”［2］（P407）。古兵家认为发动战争，是用来讨伐暴乱、禁止不义行为的。进攻一个国家，是因为关心爱护那个国家的民众 (解放他们脱离苦难)。故仁义之师不乱攻滥伐，不杀害没有罪过的人。杀人父兄，掠人财物，奴役人家的子女，都是强盗行为。古兵家坚持战争的正义性，而正义与否的标尺，就在于对民众是否具有悲悯仁爱的情怀。因为敌国的士卒来自民众，是受统治者驱使而被迫与我作战的。所以古兵家正确地认识到在敌我双方的战争中，敌国士卒是无辜的。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不再抵抗，就不能再将之当敌人看待；而应从仁爱的情怀、人性的关怀、施行仁政的理念出发，采取人道的方式将战俘当作民或人来善待。显然，善待战俘的政策，较之那些大规模屠杀战俘的暴行，显示了仁爱的理念与人性的光辉，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古兵家善待战俘的政策，巧妙地将敌国民众与其少数当政者区分开来，声言发动战争是为了讨伐其无道的统治者，而关爱拯救其民众，这既将自己立于政治上坚持正义的有利立场，同时又对敌国的统治者与其民众实施了分化政策。为敌国民众而战的口号和善待战俘的政策，常能感化敌俘为我所用，并以之影响其他民众，从而进一步壮大己方力量，削弱敌方战斗意志和战斗力，起到不须过多战斗、过多流血就战胜敌方的作用。所以，善待战俘的政策，显现了古兵家军事斗争结合政治斗争，运用政治谋略分化削弱敌军、壮大自己的策略，具有化敌对因素为我方有利因素的辩证法思想，对后世历代政治军事斗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毛泽东在对敌斗争中一贯坚持优待俘虏的政策
　　
　　毛泽东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一贯坚持优待敌俘的政策。早在井冈山时期，他攻占宁冈县城，俘敌300人。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在押解俘虏途中出现打骂和搜俘虏腰包等行为。毛泽东发现后，立刻作出规定，要求红军对俘虏不杀、不打，不骂，不搜腰包，治疗伤病，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4］(P66)。在此期间，他亲手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将“不虐待俘虏”列为八项注意的第八条［4］(P1137)。1936年3月2日，他在发给林彪、彭德怀等人的电报《关于执行优待俘虏政策的问题》中，提出对“敌军大小军官，一经解除武装，一律不得剥衣，不得搜身，不得打骂，不得捆绑，不得讥笑，而以热烈欢迎诚恳招待的态度向着他们［5］。5月，他亲自接见被东征红军俘获的晋军团长郭登瀛。37年10月，他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将“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列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第三个基本原则［4］(P350)。40年10月新四军黄桥大捷，对俘获的3200多名顽军，严格执行优俘政策，在对俘虏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后，将他们全部遣返回去。顽军长李守维溺水死亡，我方派员帮他妻子收尸并护送她安全回到兴化。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善待俘虏的问题。并代表中央书记处起草指示：对反共俘虏今后原则上一律不准杀害、侮辱(打骂或写悔过书)，而应予优待释放。凡可参加我军人员，则收留之［6］。同年12月，他在《论政策》中再次强调“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4］(P725)。这年日军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毛泽东再一次声明“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4］（P352）在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他将“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放在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同样重要的位置上［4］(P479)。41年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布了《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将日军战俘的伙食费标准规定为我军战士的两倍。47年10月，毛泽东亲自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对“一切蒋军官兵，蒋政府官员，蒋党党员……做过坏事的人们，赶快停止作恶，悔过自新，脱离蒋介石，准其将功赎罪。本军对于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对于起义加入本军的蒋军部队和公开或秘密为本军工作的人们，则给予奖励。”［4］(P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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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仓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