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西方国家的治理冲突(1)(2)
2014-01-18 01:02
导读：三、治理路径之冲突 东西方治理路径的冲突主要集中于政府治理地位的定位。在西方传统看来，国家权力乃是一种必要的恶。一般而言，在西方政治哲学
三、治理路径之冲突
东西方治理路径的冲突主要集中于政府治理地位的定位。在西方传统看来，国家权力乃是一种必要的恶。一般而言，在西方政治哲学视野下，政府的治理地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政府在公共领域具有治理职责。对内，政府必须为社会公众提供公益服务；对外，政府又须保障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基于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其立论旨趣又致力于建构一种如下治理体制：即，以私域抵御公域、以自由防止干预、以人权抗衡权力、以权力分立预防专制。在这种政府治理地位的定位下，西方治理路径倾向于以个人自由权利作为治理的出发点，政府主导的治理仅仅局限于特定的公共领域，而且，公域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也立足于个人权利。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下，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倡导多层网络及国家空心化的治理理论，使得治理更加复归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原本属于公域治理的事务遭到私人的进一步侵蚀。基于社会情势的变化，伴随着新一轮私有化浪潮的兴盛，西方治理理论试图掀起一场新的治理革命。至于效果如何，目前尚无定论。
对东方国家而言，政府主导的治理路径具有普遍意义。比如，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性治理，国家与政府主导作用占有重要地位；东亚四小龙的威权主义治理也十分强调政府主导的作用。即使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东方国家的政府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仍然不可或缺。在东方国家看来，国家不是消极的守夜人，而是谋求整体利益的积极推动者与服务者，社会治理需要政府的主导与推动。与西方治理路径相较，东方治理路径已然模糊了公私域区分，并潜在的依赖并信任政府权力，其追求的并非个人自由，而是全社会的公共福利。东西方治理路径的冲突导致人权实现路径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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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善治评判之冲突
对于何谓善治，东西方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西方善治界说尽管歧义纷呈，但其立论基石不外乎两大理论，即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在新自由主义哲学视野下，理想的社会秩序乃是哈耶克所谓的“自生自发秩序”，而不是唯理建构的秩序。因而，自由社会应该是一种不存在共同的特定目的序列的多元社会，即“大社会”。自由的大社会张扬的是个人自主的治理，社会秩序应该建立在无数人的自治基础之上。其主要善治标准乃是依据个人同意的合法性概念。也就是说，最好的治理就是能够唤起个人合法性信仰的治理，合法性成为善治评判的基石。合法性善治的最终标准乃是奠基于个人认同之上，并以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作为治理鹄的。因而，西方治理绩效的参照标准，实质上是个人主义的，善治评判最终诉诸个人自身，而不假外求。对西方治理而言，寻求外在的客观标准已经是明日黄花，属于前现代的事情；而追求社会集体目标，又挑动个人自由权利的神经，因而，最好的治理仍然是偏好个人自由权利的治理。西方善治的个人偏好导致社会整体考量及历史建构理性的缺失。这种缺失恰恰为东方善治理念所弥补。在东方来看，善治乃是一种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治理的最终目标在于追求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承继这种治理传统，当代东方诸国大多采取集体主义本位，社会治理注重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强调集体和谐。其善治评判多侧重外在客观标准与整体考量，比如，秩序稳定、社会正义以及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等等。在中国，“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话语，即潜含了此种善治评判。概言之，东方国家的善治标准既体现出明显整体目的性，又有着哈耶克所批判的“唯理建构论”特色。东方善治特色主要奠基于自家的智识理解之上。这种智识理解既有着传统治理文化的影子，又植根于当下东方的历史境域。东方社会的治理只能以解决本土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西方善治的形式理性标准为中心，治理的中心任务是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不仅仅是围绕着个人自由权利。因而，东西方善治评判不可避免存有冲突。
参考文献
[1]参见俞可平：《从权利政治学到公益政治学：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社群主义》，《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72页
[2]参见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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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唐健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