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性探索(1)(2)
2014-01-23 01:23
导读：在主观愿望上，毛泽东是想造成一个文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便调动一
在主观愿望上，毛泽东是想造成一个文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仅仅考虑的是国内建设环境，而当时的国际环境无法使他产生良好的和平建设愿望。在实践上，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对党内不同意见的错误分析，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撇开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反右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些在根本上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错误不谈，单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违背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严重受损。因此，能否正确区分和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
最后，在基本原则方面，毛泽东提出实现中国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也不能排除向外国学习。革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现代化建设同样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了尽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毛泽东“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向外国学习。这一思想包含了深刻的涵义：(1)必须尽可能多地争取外援，但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2)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并不是闭关锁国，排斥学习外国。建国后，毛泽东及时提出向外国学习，他告诫我们不仅要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东西，“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
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吸收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向外国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3)学习外国不能盲目照搬，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二、深刻的现实启示
如何尽快地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毛泽东毕生探索奋斗的目标。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给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深刻的现实启示。
(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反对“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的错误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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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他说：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在理论和实践上，毛泽东都非常强调创造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为此，毛泽东十分注重从历史和现状两个方面来研究中国的国情，提出对中国和外国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反对教条主义，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一直主张独立自主，坚持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他在经济建设方面所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所创造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文化建设方面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早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城市中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同年6月1日，他在和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联名写给张澜的信中明确指出：“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同意党的八大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社会经济制度、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分析，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因此，我们今后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就在实际上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要把经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主要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理论上重视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并不等于在实践上重视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形成了敏锐的阶级斗争眼光、独特的阶级分析方法和着眼于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建国初期国内阶级斗争的起伏和国际上苏联非斯大林运动与赫鲁晓夫改革、东欧事件(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与东欧改革尝试的新动向，都牵引着毛泽东的视线和情绪。“阶级斗争”四个字，成为毛泽东判断国际国内社会形势与政治走向的依据和标杆。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断出现严重错误的理论根源。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提出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讲话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1965年初，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错误观点、口号当时没有全面推行开来，但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把矛头对准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理论根据。“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更是表明毛泽东日益走上了严重错误的探索道路。由于他的注意力和思想经常受到阶级斗争的吸引，因此，“1958年以后，毛基本上没有注意
经济工作，这就影响了毛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一再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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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客观地分析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现实基础，反对急于过渡和急于求成的错误思想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点明确概括为：“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要使全体干部和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毛泽东虽多次指出中国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一穷二白”，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但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上急于求成，所以在社会发展阶段的实践上和认识上开始出现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要一百年，个别行业可以试行总结一些办法和经验，也可以考虑一个首先进入共产主义。《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甚至提到：“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在反思探索出现的失误时，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这说明，毛泽东已从国情这一逻辑起点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结合上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随后，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逐步升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些正确的观点没有最终坚持下去。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可以说，没有人能比毛泽东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有更深刻的了解，也没有人能比毛泽东对这个人口众多的贫穷落后大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困难了解得更深。不管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现代化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多少偏失，都不能淹没他在这个问题上所做出的前无古人的、极其伟大的历史贡献。人类历史的演进，在许多极为重要的关节点上，都是依赖了为之开辟道路的“第一个”和“第一次”。虽然这些“第一个”、“第一次”往往并不那么完满，但人类历史却正是靠这些“第一个”和“第一次”，才终于踏上了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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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王拓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