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毛泽东关于军民关系的伦理思想(3)

　　毛泽东用“应该”和“不应该”来规范军队对待群众的态度与行为，并将其外化为军队的群众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表述方式的变迁集中折射出毛泽东对“废恶”与“立善”二者关系的辩证思考历程。在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时，毛泽东要求部队对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否定性描述居多说明他对“废旧”更感兴趣，同时也注意到“和气”、“公平”等行为善的必要；1928年进驻遂川开展群众工作时，他向部队提出六项注意：上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害东西要赔，这里使用的都是肯定性描述，说明毛泽东迫切希望建立新的标准。

　　但是缺乏对旧伦理的足够批判；在后来的工作实践中，原有的一些内容得到修改和完善，在全军统一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打人骂人、不损害庄稼、不调戏妇女”等“不应该”条款与“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等“应该”条款占据了同等比例的空间，这折射出毛泽东很注重“废恶”与“立善”之间的平衡；同时，行文中“应该”内容表述在前，说明他始终是以建立革命功利主义的新“善”为追求目标。

　　四、国际共产主义视野下的军民阶级一致、相互尊重与关爱

　　与解放全人类的理论相一致，毛泽东在系统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同时，把中国革命置于世界革命的背景之中，在阶级分析的框架内拓展和建立起自己关于军民关系世界维度的思考。

　　因为“人民”概念是超越国界的，所以各国之间的人民及其军队应该相互支援，苏联和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的援助更加强化了毛泽东的这种信念。在赞扬斯大林和白求恩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时，他认为正是由于同属世界无产阶级，苏联人民和白求恩等才会成为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而中国也应联合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中国和世界的与人民。遵循这种“世界革命统一战线”中阶级统一性和互助性的思维模式，毛泽东从军队与友国人民、军队与敌国人民两个角度建构了其世界维度的军民关系伦理思想。

　　支援、尊重和友爱是毛泽东处理军队与友国人民关系的关键词，抗美援朝战争集中反映了这些思想。“支援”的目的是争取和维护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借机扩张势力或国际交易。在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毛泽东指出应“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对朝鲜人民、军队、政府和党派应“表示友爱和尊重”。毛泽东主张的“尊重”不仅出于阶级一致的情感，更是源自对客观事实和发展规律的尊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教条主义错误和钦差作风对毛泽东影响很深，20世纪50年代在派遣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时，他借用李德的例子告诫外派人员务必尊重越南领导人和人民，不要生搬硬套中国经验。志愿军与朝鲜人民之间的友爱继承了中国军民关系的特色，军队抢救朝鲜人民生命财产，力所能及地参加生产并帮助当地人民恢复生活。毛泽东这种赋予军队多重角色、鼓励军队关爱异国人民的做法，为中朝友谊的长期存续和开拓国际外交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的援越抗美也是这种模式的继续。

　　区别看待敌国军民的“二分法”。与法西斯主义将敌国军民混为一谈和国家提倡的战争“人道主义”思维不同，毛泽东从阶级一致性的一贯立场出发推论出军队与敌国人民的关系伦理，把敌国人民视为受欺骗和压迫的群体，要求军队予以尊重并帮助他们摆脱反动政权的统治。这里，毛泽东事实上创造了一种敌国“军民二分”的价值观念，它包含保护、救助和解放敌国人民等内容，不仅根本否定法西斯主义滥杀式战争伦理，也要比“人道主义”主张的平民保护原则更加积极和全面。中国的抗日战争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敌国“军民二分”伦理观念。他在接受英国记者贝特兰采访时，以中日“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作为其宽待俘虏政策的重要依据；在《论持久战》中他提到日本侵略者失败，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将改造日本。毛泽东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都沿用了上述思维模式，在敌国侵略者与其国内人民之间划出一条阶级分界线，从而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战争正义观，探索出瓦解敌军的正确策略。

　　总之，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革命化军队与政权的过程中，培植了“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军民关系伦理标准；在军民关系中主张尊重人民参与主体和利益主体的地位，反对动员工作中的军事恩赐与强制主义；在“破坏”与“建设”的辩证统一中培育军队的革命功利主义道德观念；在阶级分析基础上建立了军队与他国人民关系的伦理准则。这些伦理思想对于在转型、发展和思想多元化等多重背景下维系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促进政治健康发展，在推进军事现代化进程中永葆人民军队本色，以及创新国际维和等军事行动中的群众工作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