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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与她的生命力》的(6)

2014-05-02 01:30


马克思主义这三条基本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具备了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机制，马克思主义内在生命力也就在于此。生命力的表现一是发展自己，一是保持自己的特有性质。不能发展，则必定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死亡；而不能保持自己的特有性质，在发展过程中变异为其他思想，虽然与死亡不同，但是发展的结果已经不是自己。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原则是实事求是，因此，当实事变化了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问题形成新的答案。而在马克思主义自我超越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是不能超越的。如果这些最基本原则被超越了，那么超越的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否定。这样一来，可能会形成新的理论，但这新的理论却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了。


马克思主义的三条最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相互规定的。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规定着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实践的方向，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对各种社会改造方案是肯定或是否定，是取还是舍。而要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就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将其付诸于改变世界的实践。实事求是的原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一切主张都应当反映客观规律，而不是不着边际的空想。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投身于人民群众的实践。而实践既是实事求是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手段。没有实践，既不可能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也不可能检验这些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更不可能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取向变为现实。

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发展的呢？总的来说，当然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机制来看，则表现为如何在无产阶级阶级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与次基本原则的关系。这三条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一些以这些最基本原则为指导，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概括出来的次基本原则，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随着人们认识领域的扩大和认识能力的提高，是可以作出适当的修正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超越，就是在坚持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次基本原则和个别结论上的发展、纠正、与创新。这里有三种情况。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的这三条最基本原则运用于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得出新的次基本原则和个别结论。比如，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马克思的时代，只能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因为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对于人类生产影响的程度还不足以使人看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二是，根据新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完善过去已有的次基本原则与个别结论。比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新的概括。毛泽东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样的话马克思没有讲过，列宁没有讲过，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没有讲过。但是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经验作出这这样的概括，以这一概括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极大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使中国革命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胜利。实践证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那些仍具有真理价值的次基本原则，解决特殊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具体问题，修正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已经不适宜的具体结论，提出一些新的具体结论。如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又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结论。


在实践中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很难的。最难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要求一定要对新的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作出具体分析，创造性地提出新的概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水平。面对这样的理论任务，有些次基本原则可能过时了，需要抛弃；有些次基本原则不够用了，需要发展和充实；但是有些次基本原则还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还是对客观对象的本质规律的概括，对于实践还有指导意义。如何辨别这样的不同的情况，并作出相应的回答，对于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一个全新的任务。当次基本原则过时了或不够用了的时候，如果仍然坚持用原有的次基本原则指导实践，就至少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如果当次基本原则仍然有真理性时就抛弃了它，而以与这样的次基本原则不同的原则去代替，这时所背离的就不仅是这些具有真理性的次基本原则，而且实际上也就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三条最基本原则。对于那些一心想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如果他们不自觉地犯了这样的错误，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史上的悲剧。这样的悲剧不是没有发生过。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失误，就表现为他在仍然很明确很自觉地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原则、价值原则和理论目的的同时，过分夸大了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那些次基本原则。由于他在指导思想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仍有真理性的次基本原则，而他自己却把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当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当他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去推行他的理论时，就酿成了巨大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