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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4)

2014-05-08 01:03
导读: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自7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界开始了向“后福特主义”的痛苦转变。美国本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自7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界开始了向“后福特主义”的痛苦转变。美国本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直接向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挑战。他指出,不区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是一个“逻辑谬误”。他以外科医生为例:手术自然是分步骤进行(“技术分工”),但每个步骤却不见得由不同的人去执行。事实上,熟练的外科医生往往一个人进行多种步骤的手术(19)。“后福特主义”的“全面质量管理”、“无库存生产”,恰恰旨在发挥每个劳动者的主动精神,突破斯密式分工对劳动者的创造性的压抑。然而,真正使每个劳动者发挥积极性是不容易的,它要求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使劳动者能够分享工资之外的利润。这就必然触犯资方和管理者的既得利益。意味深长的是,尽管资方不情愿,但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他们不得不诉诸“团队合作”、“全面质量管理”等手段,向劳动者让步。1983年以来,美国已经有27个卅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东是企业的唯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对股东(stockholder)负责,而且要对广大的“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负责,而劳动者是“利害相关者”中的主要成员(20)。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子公司赛顿(saturn)更为彻底,它的每个团队(team)负责人和各级管理岗位均配备两人,一人由高层管理者选定,另一人由工会选定。这的确有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味道了(21)。
将西方目前的“后福特主义”与“鞍钢宪法”联系起来,如前述麻省理工学院托马斯教授所论说,很容易引起我国不少人文知识分子的反感。这恐怕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事与愿违的后果,已使我们不敢设想中国还有什么真正的创新了。但平心细想,我们便不难发现,中国的确有不少“后福特主义”的萌芽。例如,我们已在前面论述,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实现,而我国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十年动乱,全国遭劫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上却可以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22)。我国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计划”来保证销路,就面临着不稳定的市场需求,因此,“船中掉头快”成了乡镇企业的重要组织原则。这的确与“后福特主义”的“灵活生产方式”有相通之处。特别是近年来,我国设置于清华大学的“灵活制造系统”(FMS)国家实验室,已开始与乡镇企业合作,这将为我国乡镇企业的灵活生产方式提供了高科技的基础。再考虑到“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宝山钢铁公司实现,我们可以说,“后福特主义”确已成为今日中国切实可行的战略选择之一。
(转载自http://www.NSEAC.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从根本上说,“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绝不只是“技术分工”的不同类型,而是关于“社会分工”、社会组织的不同模式。综合本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用下图来表示这两个模式的不同:

“技术分工”与  工人技能  生产组织   生产  生产关系
“社会分工”    要求    原则    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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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主义  一一对应   不熟练  被动服从命令 大批量  经济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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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福特主义 不一一对应  熟练   无库存生产  可大可小 经济民主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一方面,“后福特主义”已是切实可行的选择;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要求走“福特主义”道路的社会势力也颇有影响。但我认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廉价劳力只能给“福特主义”带来暂时的优越,而“后福特主义”的质量型竞争才是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关键。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曾考察一家乡镇企业,该企业原来产品质量相当好,但近年来,由于穷困地区来打工的“外工”大增,他们放松了在质量、技术上下功夫,而只靠廉价劳动力来竞争,结果被另一家设在城里、工资水平更高的合资企业在质量竞争中击败。把这个例子放大到全国,我们不难看出,“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究竟何者更能促进中国工业的长远的动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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