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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02年:梁启超中西合璧学术思想形成的界标
中国的戊戌变法虽然昙花一现,但从史的角度来看,却毫无疑问地反映了中国发展的一种文化觉醒。尤其是自这一时期开始,文化传播进入了新的层面,即西学中崭新的观、观成为了改造中国知识阶层的工具理性,并最终诞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知识分子,这应该是西学输入长期影响与中国文化自身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这次伟大实践失败后,不得不各寻出路。梁启超则为逃脱当政者的追捕而东渡日本。由于日本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传人中国的重要途径,因此梁启超的避难也成为了文化传播的最直接的方式。当然,这一次也给了他学术思想转变的绝好时机,而且为了宣传和读书的需要梁启超不得不学习日语,这就为梁打开了通向西方学术的一扇大门,其思想视域为之一新,逐渐形成了“吾爱,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精神。1902年梁在日本度过了其30岁生日,其思想的转变更是巨大的,梁启超说:“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倡孔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说;“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无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其著名的新民说也是在1902年前后形成的,梁启超认为中国在这一特殊时期,首要的任务便是“富国强民”,启迪民众从而培养“新民”。审视梁启超的新民学说不难发现,虽然其欲借助中国传统的《大学》之“新民”概念,却不乏自己的思想,梁启超阐释其新民思想说:“凡一国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
三、中西合璧学术思想的成熟期:欧游经历的启示
前已述及,文化传播最直接的方式是直接到西学的渊源地,如果说接触日本还没有使梁启超的学术文化思想达到“成熟”的阶段的话,那么在梁启超的心目中,到欧洲游历一番则是心仪已久了。恰逢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后,经历了清末民初几次大的政治变故,往复间使梁启超终于认识到,无论袁世凯还是段祺瑞都是“一丘之貉”,想通过与他们合作实现自己的理想简直是“痴心妄想”,只有自己时时不能忘怀的学术文化事业才是最后的价值归宿。基于此梁启超得以有心情游历欧洲,在这段时间里,梁启超漫游了欧洲各国。这次游历使其亲见了欧洲各国一战后的情形,尤其是以西方学术为中心的西学在当时的命运,学术思想更趋成熟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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