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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中西合璧学术思想的形成历程——试论文(3)

2014-06-10 01:23
　　这种对的理性反思还表现在梁启超对其时的科学风行一时的疑惑，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解释说：“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可待。如今功总算，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象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但是梁启超的失望情绪并未动摇其以一种近乎理性的态度审度西方文明，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和科学，他在文章的注释中补充说：“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这绝不是梁的故作姿态，而是它“欧游”的切身感受。
　　在同一阶段的言论中梁启超述说了同样的心态，他说：“欧洲百年来物质上精神上的变化，都是由‘个性’发展而来，现在还日日往这条路上去做。”他相信这种颓废只是一时的，他预见以欧洲为主的西方文明并未枯竭，“他们还是日日求自我的发展，对于外界的压迫，百折不回的在那里反抗，日El努力精进。正像三四十来岁在上奋斗的人，总想从荆天棘地中建立一番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世界的精神领域、物质领域虽然极为混乱，梁启超并未因时因势而废言，就此全盘否定欧洲已经取得的成就，但梁启超显然不是简单停留于唤醒西方文明上，而是着眼于本国文化的建设，他说：“一个国家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也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生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大战更证明了欧洲文明的缺陷所在，也更坚定了梁启超的“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的观念。由此可知欧游经历使梁启超中西合璧的学术思想更趋理性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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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梁启超对科学和的基本态度也更趋理性化，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敢于阐述自己的思想：“今日之揭科学旗帜以吓人者，加减乘除之未娴，普通生理之未学，惟开口骂‘线装书’，闭口笑‘玄学鬼’，狺狺于通衙以自鸣得意，1923年梁启超到东南大学，明确表明了他其时的学术思想状况，他说：“我们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那一般沉醉西方，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自属浅薄可笑”，而且梁启超还称赞东南大学的学生“从不对于国学轻下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自然，我也闻听许多人讽刺南京学生守旧，但是只要旧的是好，守旧又何足诟病?，这是在文化传播的漩涡中寻找到文化根基的另一种提升，也表明他在自身思想成熟后对中国文化的勾勒和文化构建。

　　四、结语

　　在梁启超的文化和学术追求中，有过对旧学的留恋，有过对新学的向往，更有过对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的西学的笃信。论者往往抓住这一点而言其“善变”，但通观梁启超的整个文化学术道路，其学术理路恰恰是其中西合璧学术思想的形成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这一思想历程的系统审视就是对梁启超学术性格的再探讨。
　　显然，作为这一代知识分子典型代表的梁启超，其学术理路的转变与文化传播是密不可分的，五四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论述近代知识分子的这种转变过程时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如前所述，梁启超流亡日本有机会进一步接触西学，才形成了“吾爱，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精神；欧游经历使其得窥西学的盛衰荣辱，梁启超的学术心态更趋成熟。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事实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新型知识分子更多的是长期浸淫于中国，受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影响。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中，除了比较关注自我，其它如儒、佛都具有明显的超越自我的倾向。前者在精神上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在现实中则追求修齐治平的理想。它的价值内核本质上是一种人世，它为传统士人设计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路向。知识阶层的人生价值就体现在治国平天下上，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追求中。后者是舍弃自我，普渡众生，两者都丝毫没有把追求个人幸福作为人生的目标。1923年1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发表课毕告别演说时，他说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可以说是从佛经及儒书中领略得来”。他确信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中。世界大同的极乐世界离现在还很远。在向此前进的过程中每个人应尽自己的责任，不必因一时得失成败而苦恼。其次，人不能单独存在。说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是不对的。世界上本无我之存在，明乎此，则成败得失，一根没有。私心扫除了，便可以达到“仁者无忧”的境遇。
　　因此，可以说在梁启超文化学术道路中，尤其是其中西合璧学术思想形成历程中是没有什么私心的。郑振铎的《梁任公先生》对这一点有深刻的认识，他说道：“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国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变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虽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凡有利于国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思想，他变不惜‘屡变’，而躬自为之，躬自倡导着。“这一评语从传统和社会的角度阐释了梁启超“善变”的原因，也说明了梁启超这种学术性格、学术追求本属正常，而恰恰是传统观念赋予它怪异的感觉。殷海光说是因为“众安混浊，而梁启超“独否”——他不安于混浊。以的眼光审视，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而且晚年的梁启超也是以中西合璧学术思想为而开展学术研究的，其学说虽不时有小的波动，如1922年形成了“文化整体说”的思想，但依笔者而言，梁启超对于本国文化抑或异质文化都能以一种审慎眼光去看待，这本身虽是其特立独行性格的具体体现，也是与其中西合璧学术思想相符的。而且如果真的要对知识分子这种“善变”的性格追问个究竟的话，恰恰是近代以来的文化传播所致的文化交融的不对等性、不相互性等特点，在他们文化理想上的折射，换而言之，是整个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时代的悲哀，而不是某个个体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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