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到“一国两制、和平(2)
2014-06-25 01:03
导读：如上所述，联邦制的优势之一，如果借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语言，就是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由于“地方”拥有的信息更为充
如上所述，联邦制的优势之一，如果借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语言，就是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由于“地方”拥有的信息更为充分，委托代理关系的链条也少些环节，联邦制下有助于提高效率。非但如此，联邦制还是民主的重要屏障。“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而一元化的权力就是绝对的权力。“三权分立”仅是横向分权，联邦制将分权理念贯彻到纵向层面，如果加上定期改选这一时间维度，刚好形成一个三维结构，从三个方面来杜绝专制产生的可能性。最后，从反面来看，高度中央集权之下，中央的错误经过各级地方，会不断放大，直至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而地方的问题如个别官吏的恶行，也容易归咎到中央，反“贪官”很快反到“皇帝”头上，中间没有缓冲，缺乏必要的政治张力，这也是秦王朝迅速垮台的原因之一，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更是例证。而联邦制就地消化矛盾，也正视“地方”利益的存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其产权和交易成本的理论，何尝不可以从经济人主体推广运用到各地方主体上呢。联邦制正是在明晰利益主体的基础之上，建立妥协和交易机制，所以也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石。
托克维尔曾经对欧洲移民在美洲新大陆建立共和国的经验教训，作出精辟概括。他认为北美的成功在于实行“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联邦制；而南美各邦州曾企图建立集权宏伟的“大共和国”（Great republics），却每遭失败。在托克维尔看来，为把因国家之大而产生的好处和因国家之小而产生的好处结合起来，才创立了联邦制度。因而“联邦既象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象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联邦实现了自由与力量的统一。（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83页。）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值得指出，联邦制下，“地方”政权的合法性并非来源于“中央”政权，但是同样地，“中央”政权的合法性也非来源于“地方”政权。正如《联邦党人文集》中所明确表述的，“每个政府都必须有维持其独立存在的手段”。 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被赋予“租税、战争、商业管理与处理西部的土地”等重大权力，并拥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和军队，从而能够做到有权做到的一切。联邦权力直接来源于、并行使于人民，并非借用于各州。各级政府在实质上相互独立，是联邦制的最大特点。如美国联邦政府超脱于各州而独立存在更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参议员改由各州人民直选以后。
相比之下，中国现行宪法第五十九条和选举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由各省级人大选举产生，以下类推，直到区县乡镇一级才由选民直接选举。宪法第七十七条、全国人大会组织法第四十五条还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本单位选出的代表”，以下类推，直到区县乡镇一级才由选民直接“监督”和“罢免”。就此来看，反而显得“中央”的权力来源于“地方”而非直接来源于人民。一旦局面失控，省一级尾大不掉，上述条款就可能引爆政治危机。所以，“加强中央权威”云云，也需要引入新思路，譬如，开放全国人大代表的直接普选，或许有助于摆脱“地方”的干扰因素。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1868年）还规定：“凡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的人，均为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于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不得拒绝给予法律的平等保护。”在南北战争后通过的这一条款，明显针对州政府，而将“权利法案”垂直运用于各州的经验表明，“中央”在保障基本的普遍人权方面的应尽之责。相比之下，中国各级政府囿于政企不分，热衷与民争利，政府体系内部也是相互争利，甚至不惜垄断市场，造成条块分割，却疏于提供最基本的法律与秩序，特别是对于基本人权的保障乏力。故而，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职能转变”，非常需要一个正确的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