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分共后孙科的政治主张及活动

    摘要:武汉分共之初，孙科提出走“第三条路”，抨击蒋介石之反动及共产党之“背叛”，以安抚摇动之军心，维护 民众对于政府之信翰。对于冯玉祥所提议在开封会议，解决汉宁争端之事，则以“法统不可让却”为由拒绝之。宁汉 冲突的可能性未因一致反共而平息，反渐趋紧张。但因南昌事件及北伐军津浦线败挫之切身利害，宁汉双方转而设 法接近。惟汉方为党统之争，对蒋仍不相容。在各方提携倒蒋之悄势下，蒋离职而去。之后，孙科、谭延阎作为汉方 代表，积极斡旋汉宁沪合作一事。为缓和各方纷争，孙科主张组织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职权，而特委会由临时执监 委员会议产生。此违背汉方之初衷，孙科因而被汪精卫视为叛徒.
    关键词:孙科;第三条路;党统;特别委员会 
    1927年7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之后，亦开始分共，此无疑是将以前国共合作时之种种推翻， 武汉政权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孙科作为武汉派中坚人物，为武汉政权摇旗呐喊，并为谋取国民党之 联合，积极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笔者即试图透过孙科之政治言论与活动，来体察彼时之政局与各方权 势之互动关系.
    一、第三条路 经过多方布工和策划后，武汉国民党人觉得全面分共时机已经成熟，于7月15日下午召开国民党中 央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问题。汪精卫在会上作了以“分共”为主旨的报告。孙科极 力赞成此报告，并攻击中共和共产国际，“如果接收他们的训令，简直就是降俄!那么，三大政策变成了两 大政策?降俄!降共!”指出，“现在国民革命已经走到三叉点的歧路:一条路是向右转的，·····一条路是 向左转的，……向右转我们不愿，向左转此路不通，……我们现在要下一个决心走第三条路。”‘帜翔 7月17日，武汉国民党政委会军委会主席团召集第四集团军(唐生智部属)、第二方面军(程潜部属) 军事将领至中央党部训话。汪精卫、孙科、唐生智作了关于军事的重要报告，略谓要想实现孙中山之三民 主义，固须讨蒋，但不先分共，必难成功，并述所谓孙中山当初容共，及共现在反不容国之经过与喧宾夺主 之证据。孙科并谓如向左转，将陷共产危险(指受第三国际支配)，或向右转，将蹈蒋氏祖辙(指与帝国主 义者及军阀妥协)，故惟有继续的努力“向前进”。川 19日，孙科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国民革命唯一之路》一文，对其所言之“三条穿详加阐释，以为蒋 介石之右转，共产党之左转，皆是绝路，惟有武汉政府所坚持遵循的三民主义之路，乃国民革命成功之唯一大道.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孙科所谓的第一条路，即是蒋介石已经走向的“向右急转直到法西士蒂的路”。孙科斥责蒋介石同帝 国主义、买办军阀妥协。“如果任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经济的基础永久存在，同时又压抑农工使不能抬 起头来，则将来中国的政权，必然的落在一般【班]洋奴资产阶级的手上。那末，不独是国家民族独立自由 之期望不能达到，各阶级共治的民主政治不能实现，而一般穷苦农工的生计，也因为还受到列强政治经济 势力的压迫，仍不能得相当的改进。这是和三民主义背道而驰的，我们决不肯走向这一条路”.
    第二条路是共产党主张的“向左急转直到波尔斯维克的路”，孙科认为，“最近第三国际训令中国共产 党，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又有所谓农工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理论。但是我们已经晓得这些都不 过是共产党的一种暂时的策略，不过是想借此联络民众，来夺取政权，以实施他们的共产主义，在中国建 立一个波尔斯维克制国家的企图”。“其结果必激起全国的大反动大屠杀，旧的经济基础既摧毁无余，新 的经济基础一时又不能建立，这时全国大乱，更易为帝国主义的武力所压伏，而陷国民革命于失败之路.
    所以共产党这一条路，不独是违反三民主义，而且简直是一条绝路”.
    第三条路即孙中山所指引的，用国民党做唯一革命领导的“三民主义这条大路”，共分军政、训政、宪 政三个阶段。孙科着重强调，中国革命的最迫切问题只有在第二期，即肃清帝国主义、军阀势力以及中国 统一之后才能解决。“在经济方面，则要用国家的力量，发达国家资本，建设国家经济的基础，使中国走上 新工业的道路，而新工业之利益则归之全国民众。一面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办法，防止大资本家大 地主之发生。关于土地问题，则由政府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地价税法，把土地不必经过 农民的暴动，而用政治的法律的方法，把土地作公平的分配，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样便于工作可以 得着民生问题的全盘的解决”。唯有实现前两个阶段的的各项宗旨，方能进人第三期宪政时期.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由孙科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他认为第一条路是法西斯之路，会压伏中国国民革命;第二条路是破坏而 不能建设的社会主义之路，有大乱的危险;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唯有等到第三条路的第二阶段即国民党 实现全国政治、经济统一之日去解决。而此时政局的具体情况是，北伐军已经收兵，孙传芳和张作霖却猖狂 进攻，实现全国统一，在时人看来是遥遥无期的事。质言之，孙科所提出的‘第三条穿主张只能是一种空洞 无力的妄谈，实是慑于共产党在群众运动中地位之稳固及蒋介石武力之强横，欲极力维护广大民众对于政 府的信赖，便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这面大旗，以为进阶之路，标榜武汉所奉行的“真正三民主义之路”是唯一 正途，为其分共讨蒋作解释，希望藉此先则清除共产党，安抚摇动之军心，进而东征讨蒋，收束南京政府.
    武汉政府应对时局之策正是循此路而行，为限制工农运动，由孙科向政治委员会提议，决议如下:“民 众劳动运动，其它之机关，在改革未竣事以前，停止一切活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各机关，湖北省党部改组 委员会之各机关，为指导民众，而加以周到之注意。”切声称各省县农工运动违反中央训令，发生错误，通令 各省县工农及各民众团体应归各省县党部指挥监管，而同时又告诫各界人等不得妨害农工团体之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