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分共后孙科的政治主张及活动(4)
2014-06-23 01:12
导读：无法统驭全局，自不能坐视不理。13日，汪精卫在宋子文寓所召集武汉派开秘 密会议。会上，孙科、谭延阎力陈舍组织特委会外，别无他途可循;陈公博、
无法统驭全局，自不能坐视不理。13日，汪精卫在宋子文寓所召集武汉派开秘 密会议。会上，孙科、谭延阎力陈舍组织特委会外，别无他途可循;陈公博、顾孟余则以为特委会乃桂系与 西山派为打破武汉合法法统，以偷梁换柱手法，窃取党政军大权的阴谋，且于法无据，万不可参与其间.
孙科之特委会提议已使汪精卫主张深受打击，而西山会议派又高谈汪必须下野的论调，汪氏进退失据，孤 掌难鸣，遂发表引退通电，“陈防共过迟，请处分”。侧 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19日特委会第三次大会议决，“以前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 (指宁汉沪三中央党部及宁汉两政府)应即合并本会所组织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其所属各机关应即移 交，由本会分会。””胭山吧O日，宁汉沪三方合流之国民政府成立，武汉国民政府正式结束。孙科被特委会 任命为财政部长.
汪精卫认为孙科、谭延I’N背叛了他，他说:“见了孙科同志提出特别委员会的主张，我气极了，我便退 席，我便离开上海。”孙科却谓汪早就同愈许崇智所提组织特委会的主张。孙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 自本年(1927年)八月初，许汝为(崇智)同志以宁汉两方均已一致清党，故曾致函汪精卫先生，主张本 党同志应一致团结，以完成国民革命。其书中曾提出三种解决方式:一为召集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产生之 执监会议;二为召集粤沪两方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产生之新旧执监委员会议;三为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汪 先生对此项意见，以为援引廖仲恺案，广东曾有特委会之组织，故于第三条确予赞同。”2，~ 汪精卫对于特委会的反复，是因为特委会产生办法由四中全会改为临时执监会议，而引致大批西山 会议派成员加人，使汪的权力大受限制。原本希望在蒋介石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精卫，在特委会成 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如西山会议派等，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 望，便率先发出反对特委会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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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委员会是以桂系、西山会议派和武汉方面的谭延阁、孙科为中心，在排斥了蒋介石，剥夺了汪精 卫“合法”领袖地位结成的一个不稳固的联合，藉以消除各方的歧见，使能在安定的状态下过渡到国民党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新的中央执监委员会。作为特委会之倡议者，孙科的用意固非不善，因特委会 的成立与国民政府的改组，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自1925年底以来之分裂状态。但由于特委会本身存在 着无法克服的困难，无法达成国民党党务统一与团结的任务。第一，特委会的成立，在国民党党章中没有 法理的依据;第二，未能获得宁方实力委员与元老委员的谅解与支持;第三，汪精卫、蒋介石两系人物的反 对。在此种情势之下，特别委员会无法发挥其领导效能，致使国民党内部纠纷益繁，冲突益深，国民党又 面临着一新的危机.
四、结语 “七一五政变”后，孙科抛弃左派立场，与共产党划清界限，成为武汉政权反共之中心人物，并以‘第三 条路”理论为自己和武汉政权开脱。孙科主张分共的根本原因在于与共产党的理念不合及革命主导权的 争夺。而为促成国民党各派力t的统一和争取在重新组合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获得一有利地位，孙科驰 驱奔走于技宁沪间，促使各方捐弃成见，团结合作，可谓功不可没。但因其提出特别委员会之妥协办法， 而被汪精卫视为叛徒，唐生智派亦低孙科赴沪后私心自用，以做官为合作，与汉方本意违背。“”这自是站 在个人立场各说各话.
孙科深信中国的最佳政治格局是武力背景和文治精神的合一，国民革命及建设必要贯彻文主武从之 政治，集大权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以对蒋介石恃武力压伏党权至表不满，视其为独裁专政者，国民革命 之最大障碍。在武汉分共后为争汉方之法统，更是必欲去蒋而后快。二人之间的矛盾，既有思想、政见上 的分歧，也有争权夺利的因素—孙科将个人反蒋目的转化成宁汉双方的革命合法性之争，以收获政治利益。然孙科毕竟只是一无武力凭藉的政客，在军事性格突出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故其一直寻求依附的军事力里，在宁汉对峙时颇借重于唐生智，待到发觉唐之权利地盘观念，尤重于蒋， 若羽冀一成，更难对付，因而对宁急望调和，转与桂系接洽。可见政坛角逐重在输燕次在是非，盟友与敌 人，立场关系只一转念间，主义、政见往往只是幌子，一切唯以实利为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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