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的基本哲理范式(6)
2014-08-16 01:05
导读：然而，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国际安全机制构想所做的否定不应过头。从２０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冷战后大国间战争的发生概率，经济发达国家互相问关系的和
然而，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国际安全机制构想所做的否定不应过头。从２０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冷战后大国间战争的发生概率，经济发达国家互相问关系的和平稳定程度，国际和睦、公正的实现范围、区域和世界性国际组织在促进安全与和平方面的作用大小等角度看，“民主和平”、“商业和平”以及“法制和平”这三种观念远非全然谬误，虽然检验这些观念的时间尺度仍远不够长，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方面，必须批判西方主流思潮在冷战结束后洋洋得意地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另一方面也须认识到自由国际主义取得了局部成功和有限认证，从中去思考一系列应予探究的重要问题。当今由“民土和平论”大加阐发的那类观念的理由，无论是传统性地集中于民主制的制度约束，还是再加上自由民主型政治文化的行为效应和民主国家的集体认同感，都有’定程度的逻辑合理性和事实依据。如果主要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而论。传统和当今的“商业和平”、“互相依赖和平”一类理念，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特别是比较容易解释（当然还需考虑其他重要因素）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互相问有着经久的互相协调与广泛合作关系，为什么战争和军事强制对它们中间大多数（甚至包括大多数正迅速走上发达道路的国家）的吸引力总的来说显著跌落。至于同际组织的国家安全作用，只要考察一下某些比较成熟、内外环境也比较有利的区域安全组织，或者是冷战后的联合国，就会发现，有所选择的有限集体安全、维和行动及多边军备控制是可以实现的。审慎地说，国际安全机制在某些方面正曲折地沿着理性主义传统所示的方向发育成长。
革命主义视野与国际安全范畴的急剧扩展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指出的，因篇幅限制，对革命主义传统中的国际安全问题将只予以非常概要的阐述。革命主义强调的是蕴含在国际关系中或被掩盖与扭曲的人类关系，重视超越国家疆界和民族分野的人类共同体、超越国家利益甚至国际社会利益的人类幸福、超越任何特殊伦理的人类正义。在革命主义思想家看来，国内与国外并无真正的区别，不存在有真正的独特主体、独特性质的国际关系。
因而严格说来，在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所包含的安全概念当中，对革命主义者有意义的和可用的至多只有国家安全，而且这只是在革命主义者掌握了国家政权、面临抵御外部敌人以完成和巩固国内政治变更的情况下，才仅仅具有政权安全和革命主义事业安全的意味。如果实在要将原来意义上的国际安全用到革命主义者身上，那么它就大致等同于世界安全、人类安全，而且其中具有强烈的道德内涵，即涤荡所有人间非正义，或者说是革命主义者所认为并重视的那些人间非正义。这样一种“国际安全”定义，比急剧地扩展从自然法和理性主义观念导出的国际安全定义，更不用说与现实主义传统的国际安全概念——各国独立生存和主权国家国际体系根本稳定——相比，显得异乎寻常地丰富。在国际关系理论界，这一定义或内涵的扩展实际上是由革命主义传统的当代典型理论表现之一——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勃然兴起的“世界秩序”学派首先发动的。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和平运动和关于人权、生态环境、南北关系等全球性问题的运动的一大思想反应和意识形态提供者，世界秩序学派倡导从人类共同体的视野，统一地考察当代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问题和当代世界的非正义问题。前者指现存世界秩序中工业和科技的急剧发展给人类造成的严重威胁，即核战争危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聚积和扩散、人口危机、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等问题；后者指日益加剧的南北经济差距，以及国家和其他力量对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民族、种族、宗教、性别等类群体的权利）的压制和破坏。世界秩序论者不仅实际上将安全范畴扩大到包括人类生活和人类价值的多个基本方面在内，而且还本着强烈的道德主义，要求自觉地追求理想的世界秩序，特别是主张根本变革主权国家国际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