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流播与纠察(1)(2)
2014-09-28 01:09
导读：瞿秋白在处理普氏文艺理论思维，或者说艺术哲学经验与遗产时无疑是与斯大林以及苏联官方对普氏的评估结论严丝合缝的。尽管瞿秋白对艺术哲学与文艺
瞿秋白在处理普氏文艺理论思维，或者说艺术哲学经验与遗产时无疑是与斯大林以及苏联官方对普氏的评估结论严丝合缝的。尽管瞿秋白对艺术哲学与文艺思维的理性认知令他十分清楚普氏文艺理论内涵的深度与科学性(当然，他更清楚普氏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巨大历史贡献)，但他在这一份普氏文艺理论传播工程的设计与操作上首先是处处时时言必有据，言必有苏俄政权结构的权威定论，并依这个站得住的定论来规范自己的思路，来处理与理性认知发生的矛盾。总的来说，瞿秋白对普氏文艺理论遗产的处理上，严肃的批判和一丝不苟的“纠察”占了很高的比例，而对他的肯定与称赞，大致不出列宁既定的框架，但显然比列宁谨慎得多，也缩水得多。如果同是三七开，列宁称赞普氏是“七”，而瞿秋白肯定普氏的只是“三”。至少在评估字面上是这样。
我们先看瞿秋白的肯定性评价，大致有三个方面。有的还是确定得比较抽象。一、普氏是一个唯物论者，而且具有成熟的唯物史观；二、普氏对文艺的认识还是注重“斗争”的，即普氏是承认文艺是有阶级性的，只是没有从阶级斗争出发去辩证地探索文艺的普遍规律；三、普氏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中第一个专门研究了文艺问题与艺术哲学，功绩很大。因此瞿秋白说：“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的遗产是宝贵的”，我们应当“采取普列汉诺夫美学之中的有用的材料”。瞿秋白有时也说普氏“有好些显而易见的功绩”，但这里的“功绩”同那个“有用的材料”一样，总是语焉不详，没有正面的叙述；瞿秋白也主张“研究普列汉诺夫的遗产”，但接着马上说“而不是盲从”，他虽称普氏为唯物论者，但坚持强调他在哲学方面是缺了辩证法的唯物论者。瞿秋白也称引了列宁著名的话：“如果不研究——而且正是不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一切哲学著作，那就不能够成为真正的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籍之中的最好的著作。”这“最好的著作”的“最好”同前面说的“显而易见的功绩”的“功绩”一样，均没有得到瞿秋白本人的说明与论证，很有些抽象。——相反，瞿秋白对普氏的“严肃批判”却是十分尖锐深刻，十分详尽细密，十分辩证或者说十分雄辩的。
瞿秋白在译介与传播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得失时用力最大处在“纠察”，也即在严肃的批判性论辩，他想在把普氏的艺术哲学与文学思维的经验与遗产翻译、介绍给中国的左翼文艺界时先努力尝试做一番严格的理论清理与价值判断。他当然清楚普氏在1905年革命之后的政治立场的错误，他也努力从这个根本性的错误的发生机制中寻觅到它的阶级根源与理论基石。从对马克思的理论遗产继承中的不同认识态度到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根本的政治分歧，瞿秋白认为普氏机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对其艺术哲学观点的损害是巨大的。——瞿秋白抽绎出来或者说总结出来的普氏文艺理论思维的错误大抵有七点：一、鼓吹“超然的文学”、纯粹艺术论、自由艺术论、客观主义艺术论，主张美是无私心的、直觉的；二、方法论上和认识论上丝毫没有作为“哲学的科学”的辩证法，退回到了康德的立场；三、宣扬消极被动的艺术“象形说”以及由之派生的“模仿律”与“相反律”；四、无视文艺矛盾运动的对立与斗争，对文艺史作出错误的解释；五、否定社会上层建筑包括文艺的积极作用，否定文艺有改造社会的功能；六、主张艺术的非功利主义，把“艺术应当怎样”与“文艺是怎样”对立起来，将实用的艺术和美感的艺术对立起来；七、对别林斯基认识判断的错误。瞿秋白不忘强调这七条错误从某种逻辑上来推演，与普氏政治党派上也即是在俄国社会改良与暴力革命选择上的错误，主张阶级互助合作代替革命斗争，忽视俄国农民群众的革命意气与民权主义热情，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发展引导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等等观点有必定的联系。
二
瞿秋白在译介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上是真正用了心的，并且用了大气力的，他翻译了普氏4篇重要理论文章《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
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和《唯物史观的艺术论》。——并在几乎通读了《普列汉诺夫文集》的基础上撰写了长文《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对普氏文艺理论丰富遗产做了全面的论述阐发，并为这份遗产的继承与利用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见解。——瞿秋白关于这份经典的清理与演绎他自认为是坚守住了列宁主义的壁垒，就是说他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上对文艺理论上的普列汉诺夫主义——所谓“普列汉诺夫正统”说——作出历史的批判。他对普氏文艺理论遗产批判性的意见显然是主干，大概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左翼文艺界主流的期待，他对普氏文艺理论体系的传播与纠察今天无疑是十分珍贵的遗产。重读这份遗产，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史上这一份经典的理解必定会更深入更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