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之經濟基礎──以清末民初之西北為例(2)

　　　“滿清借貸之弊竇，第一則喪失之主權，第二浪用無度，第三必

　　　　須抵押。若新政府借外債，則一不失主權，二不用抵押，三利

　　　　息甚輕。……且借貸築路之便宜，乃在借債可以分段而築，易

　　　　於告成，計六年之內，自可本利清償，路為我有矣。若以我之

　　　　資本，則十數年後可築成，吃虧必大。至還債之法，則道路一

　　　　經開通，物產既暢流，田土必漲價，將來由新政府征取（引者

　　　　按：即平均地權之實行），民必不以為病，而債可立還矣。”

簡單對比一下孫氏上述談話與甲午前後的主張，已經有所變化，特別是由“招商築路”變為“借債築路”的資金籌措方式。這可能是因為民國政府即將成立，孫氏以共和政府的立場上，提出與在清政權管治下的不同策略。同時，孫氏當時常常提及中國是個窮國，招商集股所得的效果和所需的時間，當較借債為差。此外，在償付築路費用方面，孫氏希望利用“核定地價、漲價歸公”的方法來處理。要實行這個方法，條件是建立一個新的民主政府，以代替“朕即國家”的專制政體。這在當時是即將實現的。總之，在不同的條件下，孫氏往往根據實際環境修訂他的意見。因此，我們雖然發現孫氏的構想時常改變，但此絕不足以詬病孫氏，因為客觀條件若已改變，便必須針對此新條件而作出適當的回應，絕不能刻舟求劍，延誤大局。沈渭濱指出孫中山“在反清革命同時，已醞釀發展交通、改造中國之計劃。……尤其自十九世紀下半葉起，西方各國在中國紛起奪取路權，國人誓死抗爭，路權與國運之關係日趨明顯，故孫氏視鐵路為一國命脈之所在，……為促進國家富強、民生發達之首著。”他贊揚孫氏的“交通區域思想，較之洋務人物局限於一隅之地，尤為高瞻遠矚，具有更寬廣之戰略眼光。”

　　其後，孫中山先生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表示專制時代即將結束，展望前途，建設事業刻不容緩。就政治方面而言，必須“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並提出五大政務方針：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治之統一及財政之統一。其中，關於種族與領土之統一兩者，關係於民族主義最鉅。其文曰：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

　　　　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昌首

　　　　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

　　　　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

　　　　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

在民族及領土統一的基礎上，中國才能有健全的發展，免受列強之蠶食。對外方面，孫氏力主開放政策，認為必須將“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並堅持平和主義，以求令“中國重見於國際社會”。一般言論對孫中山的鐵路借債政策，常常提出批評，原因之一，就是未能把握孫氏“開放政策”的重大戰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