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之經濟基礎──以清末民初之西北為例(4)

　　雖知鐵路之重要，但發展重點，仍需有所根據，不能胡亂修築，如晚清商辦鐵路般混亂。孫氏提出幹路修築計劃，指出晚清的“京漢、津浦、粵漢、川漢等幹路問題，人人視為重要”。他認為“此仍為腹地狹隘之計劃……尚非通籌全局。”故只是“聊以自足而矣”。在他的構思當中，真正溝通全國的幹線，有以三條：

　　　“（一）南路：起點於南海，由廣東而廣西、貴州，走雲南、四

　　　　　　　川間，通入西藏，繞至天山之南；

　　　　（二）中路：起點於楊子江口，由江蘇而安徽，而河南，而陜

　　　　　　　西、甘肅，超新疆而達於伊犁；

　　　　（三）北路：起點於秦皇島，繞遼東，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

　　　　　　　，以達於烏梁海。”

孫氏並十分強調以下原則，作為規劃幹線的準繩：

　　　“振興實業，當先以交通為重要；計劃交通，當先以鐵道為重要

　　　　；建築鐵道，應先以幹路為重要；謀建幹路，尤當先以溝通極

　　　　不交通之幹路為重要。蓋交通尚便之地，人見僻遠之幹路正在

　　　　興築，而投資相應起營穩便之內部幹路者必多。故吾人能放大

　　　　目光，全力注意於其所難，是不啻四面包圍，適促全國人群起

　　　　而竟成計劃之內線，是難以適之易之也。”

孫中山先生由連接邊區的大幹線入手，從而促進國內外投資者的起而響應，於是大量飼養線（feeding lines）亦當同時迅速出現。

　　我們若留心孫氏的三大幹線，便能得悉其計劃之宏大，與全國均衡發展之目的，均寄託其中。三大幹線的終點均為位處中國大西北的新疆與蒙古。由於這些偏遠地區比較難吸引投資者，因此，孫氏利用外資以地區區分，亦可分為兩部分：

　　　“第一為籌借外債，興造某某數線鐵路。第二為准許外國公司，

　　　　興造某某鐵路。第三為組織公司，或全係華人資本，或中外

　　　　合資，興造鐵路，訂定租期若干年。第一計劃，擬施於邊境

　　　　一帶。第二、第三計劃，擬施於戶口稠密之處。”

孫中山抱著與全民同享康樂富強的理想，所以他的計劃，眼光並不局限於繁榮富裕的沿海、沿江地區，而是極具戰略意義地掌握全局，對貧窮落後、發展緩慢的廣大內陸地區，同時加以統籌兼顧，不使遺漏。孫氏更發現一個鐵路經濟的特殊規律：溝通極不交通之幹路，不但可促進內地線路的勃興，更能收到開闢殖民地的效果。孫氏憑著這個經驗再加深究，終於在１９１９年出版的《實業計劃》中，正式發現了一條鐵路經濟的新原則：“由人口眾多之處，築至人口稀少之處之鐵路，利益尤大。”這個見解，對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仍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