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仅仅是一种立法和决策程序(5)

2014-10-17 01:10

导读：第二点，如果设计一个高于民主的政治程序效果不好，那么能不能一方面保留民主作为最高程序，一方面又同时确定若干条独立于民主程序的规范。也就是

第二点，如果设计一个高于民主的政治程序效果不好，那么能不能一方面保留民主作为最高程序，一方面又同时确定若干条独立于民主程序的规范。也就是说，在公元1000年时这一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同意，一方面民主是最高程序，另一方面若干规范是独立于民主程序的，比如私有财产必须得到保护，比如开车时不能左边右边乱开，比如在银行存钱银行不得收费。即使100年以后，大多数人通过民主程序否定了这若干规范，但因为有约在先，所以否定无效。这种做法按照马克思的话说，叫做：死人拖住活人。在公元1000年时，该社会体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同意私有财产必须得到保护，这就是说，在公元1000年时这一规范完全可以通过民主程序确立，根本不必单独制定。为什么偏偏要给这一规范一个永恒的独立性呢？因为当时的一万人看的很清楚，这一规范对于社会发展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们担心以后的人看不到这一点，那样就会通过民主程序改变这一规范，结果对子孙们的福祉不利。他们可谓用心良苦，但却可能弄巧成拙。
打个比方。假设30年以后，该社会体出现很大的旱灾，该社会体的全部粮食产量平均每人每天只有半斤；一些没有土地的人真的没有饭吃，虽然每月能从公司领到1000元工资，但市场上每斤粮食卖到500元；政府经过民主程序，在大多数人的同意下作出法令：那些种粮大户必须按照10元一斤的价格把粮仓里的粮食向公众卖出；甚至在大多数人的同意下作出这样的法令：所有粮食由政府统一管理，按每人每天半斤的额度配给。这时，那些种粮大户提出强烈抗议，他们说：保护私有财产是30年前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同意的，而且这一法律是独立于民主程序的，今天的政府根据民主程序作出这样的法令，完全违背了30年前的共同同意，所以是不合法的，所以我们这些种粮大户不会执行这一法令。面对种粮大户正义的呼声，那九千多名饥肠辘辘的国民一时间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大学排名

其一，他们会认同种粮大户的诉求，虽然他们知道大户们这种义正词严的声音只不过是为了发国难财，但毕竟自己在30年前确实单独订立了这一条约，苏格拉底可以为了履行诺言而慨然赴死，现在轮到我们这九千多人了；其二，他们会愤然违约，单独订了那条规定又怎么样？现在我们就不执行。古人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可我们这九千多人偏偏要说：失节事小，饿死事大。其三，很多当年的订立者也很后悔，当初赋予这一法律最高独立性，是因为觉得它对于社会发展实在是太重要了，谁知道会发生旱灾呢？其四，这九千多人中有两千多人在30年前还没有出生，或者还在读幼儿园小班，并没有参加当时的全民立法工作；他们就一个劲责骂自己的父辈：你们都是猪脑袋，把民主程序作为最高程序不是很简单吗？那样既可以制定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同时又留下了一定的灵活性以在意外情况发生时可以修改。不管改还是不改，决定权总是掌握在我们这九千多人手里。可一旦让这个法律具有了不受民主程序控制的独立性，关系就颠倒了。本来我们可以使用民主程序来自己确定法律，我们是规范的主人，规范是我们的仆人；现在这一规范具有了独立性，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都必须遵守，那就是这一规范成为了主人，我们变成了仆人。自己自愿由主人变仆人，这不是犯傻就是犯病。唯一的得益者就是那些种粮大户。有老者对这两千多人说：当初你们的父辈之所以这样，是担心你们看不清保护私有财产的重要性，所以帮你们把这一规范确定下来。这两千多人说：父辈们也太不相信我们了，父辈们能看清什么规范重要，我们也能看清；用不着把我们的事情包办下来，那样反而可能会把事情弄乱。
不管这一万人争论的情形如何，我想结果很可能是：在那旱灾的非常时期，肯定要实行非常政策，种粮大户的私有财产保护一定会让位于大众生存的需要，私有财产保护的永恒绝对性一定得不到当时社会认同，这种政策通过那一年的民主程序加以确认。一年后，普降甘霖，风调雨顺，人人衣食无忧、丰衣足食。这时，大众都认为必须要恢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而促进每个成员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新共识立刻以民主程序获得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