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起源、变迁与政府转型(1)(3)
2014-10-19 01:03
导读：新的 世界经济 秩序摧毁了封建社会的身份与等级秩序，摆脱了地缘、血缘的束缚，在买卖双方之间建立起了平等的民主主义秩序。可是，在这秩序的反面
新的
世界经济秩序摧毁了封建社会的身份与等级秩序，摆脱了地缘、血缘的束缚，在买卖双方之间建立起了平等的民主主义秩序。可是，在这秩序的反面，一种阶级秩序也同时形成，即资本家和没有任何生产手段的工人之间的阶级秩序。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资本家购买了人——劳动力，而且，自然资源——这一人类共同的财富也被当作商品，它被富人独占。这种国家主导的、纵向的新的世界秩序，通过国际分工体制得到了有力的贯彻。
19世纪的西欧市民社会，“自由、平等、博爱” 集中体现在市民社会自我发展的过程中。然而，随着新的世界秩序的构筑，“自由”通过压迫弱小民族而获得，“平等”只是在有产者之间保持了“平等”，“博爱”则是在金钱之上构筑的“博爱”。市民个人的自由发展导致道德蜕化，市民社会中出现的贫困也带来了混乱。晚年的黑格尔注意到市民社会自由发展可能带来的“无秩序状态”，一种高于市民社会的理性“国家理性”进入黑格尔视野。黑格尔主张,在赋予个体以权利的同时,国家应该保持足够的力量,使个人的特殊利益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要求统一起来。
由此可见，市民社会理性的自我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向国家理性以及权力体系的依存转换，这是一种不平衡状态，这就是“发展”所具有的两面性。20世纪初德国政治哲学家迈内克在《世界市民主义与国民国家》一书中揭示了德国市民社会的这种转换。大约在相同的时期，波兰政治学家劳萨·卢森布鲁格指出，以国家理性为背景的帝国主义资本积蓄体制向西欧以外的地域扩展，并向殖民地渗透，它作为世界范围的资本积蓄体系而展开。[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在西方世界的视野中，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对战后世界的渗透，作为封锁苏联的一揽子政策而提出的发展目标。例如，作为世界范围的开发战略立项和资金供给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的设立，以及欧洲经济合作机构（OEEC）、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等开发机构的设立，标志着“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为两翼，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目标，以政府介入为动力而展开的经济增长过程。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19世纪的“社会的经济”，当它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成长时代，“社会的经济”几乎消失。这是因为，“社会的经济”所批判的资本主义体制，一方面被马克思主义吸收，另一方面，“社会的经济”理论也被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理论所吸收。而“社会的经济”消失，其根本原因在于强大的国家主义。
基于国家理性的“发展”是一种“经济增长至上”的发展模式，“发展”是政府行为的一个理性前提。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寄予无限的期望；政治家则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经济增长率之上——“发展”开始带有强烈的政治目标和经济利益关系。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亚洲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西方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波及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多数国家采用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混合体制，依靠政府在投资和经济规制方面的巨大支持，努力赶超发达国家。这个时期的“发展”与现代化密切相关。在亚洲，现代化论构筑了现代亚洲经济体系，几乎所有的国家从一个起跑点出发，它们专注于追求经济数字的增长，并把经济数字作为衡量一个政府业绩的首要指标。日本率先实现现代化，其他东亚国家紧随其后，中国经济也大踏步前进，从而形成了亚洲独特的发展模式。
美国经济学家克劳尔（Clower,R.w.）在1966年发表的《无发展的增长》中，以利比亚为例，对“经济增长型社会”作了深刻的分析[9]。他指出，由于外国公司投资开发石油，致使利比亚的人均收入有了大幅上升，可是利比亚的技术水平、人力资源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而且，因石油出口增加的收入并没有提高利比亚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显然，经济增长没有与社会发展同步，这被称之为“经济增长型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