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别与个性制约(2)
2014-12-23 01:45
导读：20世纪、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的外交与国际关系，与18、19世纪有了重大差别。现在的外交，从程序上看更加细密与多层，从涉及领域上讲更加广泛与多元；
20世纪、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的外交与国际关系，与18、19世纪有了重大差别。现在的外交，从程序上看更加细密与多层，从涉及领域上讲更加广泛与多元；外交不象从前那样是一种纯粹个人的密室谋划，而是更加程序化和官僚化的“事务”，与此同时外交人员可能更加专业化，外交不仅是面向社会招收的一门职业，而且算得上是年轻人向往追求的一门显赫职业。尤其重要的是，外交过程既产生更大影响、也受到更大的关注，外交决策同时受到更广泛的、来自社会和国际的各个方面的制约，同时受到各个部门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一位外交官分析说：“二战后膨胀起来的各个部门和机构，对外交事务有不同的兴趣。为了协调这些不同兴趣而建立的各种机制迅速感到某些新的效忠路线的问题。对国家利益的客观考虑，现在很少成为大家首先关心的问题。相反，最高的赞扬得留给那些成功地把本部门本单位的观点强加于其他部门和单位的人。如果不能取得这种最高的成就，角逐之道就是用拒绝表示同意的办法，阻挠一切行动。”哈佛大学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霍夫曼（S.Hoffmann），则从积极角度看待这种变化，他指出：托克维尔分析过的“现时代”的重要特点――民主化，亦适用于分析国际政治的“前史”与“今天”的区别。在旧式的国际政治里，外交事务从一开始便是少数权势者的专利，“外交圈子完全是高贵身份者的排他性俱乐部”。从信息获取到决策制订，不仅非普通百姓可望可及，连非外交领域的专业人士和政治家也难有作为。“仅仅是到了20世纪，外交政策才出现了民主化。外交事务也从少数人的考虑，变成了许多人的热忱追求，这一方面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很可能更加重要的是）政党和利益集团与国外建立了日益广泛的联系。”在促进民主化的因素里，霍夫曼教授提到的有：政党注重和讨好社会市民，各国普选权的扩大，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发达国家议会民主的建立，各种社会公民投票技巧的改进，以及地理障碍的减少等等。曾经担任过法新社总经理的著名记者莫伊西（Claude Moisy），虽然不完全同意说外交已由过去的“自上而下”变成了现在的“自下而上”，但他强调，黎巴嫩和索马里的经历证明，“舆论的大幅度变化促使美国政府作出了外交政策上的重大决定。其它国家的政府对舆论的变化可能同样敏感”；信息时代的外交决策过程，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都能起到重要作用，“公众舆论与管理国际关系的交界面仍将象现在这样发生在上述两个层次上”。一般而言，20世纪的外交家与旧式的外交家（如18世纪、19世纪的那些大人物），有着多种微妙的、程度不等的区别：前者更多受程序、角色与庞大官僚制度制约，后者多半以国务活动家身份施展个人才华而不必过多考虑“制度限制”；前者更多受到信息时代的影响，社会舆论或利益集团了解到更多情况也有更大的发言权（尤其以选票语言和院外游说方式表达出来），而后者属于君主专制时代的大权在握者，虽然亦须以“国家利益”为考虑出发点，却不必受社会声音和各种势力的羁绊；前者把国家利益当作前提，但这种利益经常是零碎利益的集合，实际的部门的利益推动甚至决定整体利益的形成（所谓“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先有“小我利益”后有“大我利益”，后者的“国家利益”通常简单等于“民族利益”，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尤其在西欧民族对外扩张的年代两者是重合的，“小我利益”要么无法存在，要么不显著。对于基辛格这样的外交大师来说，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当代的政治民主化设计及决策的复杂程序，可能是对那种特立独行、敢有“大手笔”的奔放个性的某种抑制与扼杀，至少是约束和降低了类似他这样的“外交天才”一展身手的机会。这也许不是通常人们所说意义上的“代沟”，但我们不妨算它为一种不同世纪的“大代沟”。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讲到代际差别，不能不回到本文开始时提到的事例，即一、两代人之间由于外部因素和自身条件所形成的不同，他们可能分别体现着不同的时代外交内涵。它与历史上的“大代沟”有联系也有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