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别与个性制约(4)
2014-12-23 01:45
导读：这里涉及到“一代人”的问题。有时这种概念看上去比较模糊和难于界定，但确有这么一种特征存在。就它的解释性价值，其重要性和应用范围而言，这个
这里涉及到“一代人”的问题。有时这种概念看上去比较模糊和难于界定，但确有这么一种特征存在。就它的解释性价值，其重要性和应用范围而言，这个概念引起了一系列难以解答的课题；然而，如果我们撇开枝梢末节，直接进入关键性内涵，就不难发现有意义的成分。首先，可以肯定，这类概念主要是政治上的，但同时也有重要的
社会学和
心理学的基础。如各种研究已经揭示的那样，所谓“一代人”在个性与心理特点上，至少有这样一些共性：首先，他们代表着一种政治上的共生代，这种共生代虽然直接与年龄有关，但与年龄学意义上的“同代人”并不完全等同，很可能政治上的共生代在范围上远远大于狭义的“同代人”或“同龄人”。列宁与斯大林的交接属于同代人的更替，而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之间的更迭则是两代人之间的更替；叶利钦属于与他年龄相仿的那一代苏联政治领袖中的“叛逆”，同时可以算作普京、列别德和卢日科夫等新一代俄罗斯政治家行列中的“老兵”。其次，他们的历史经历，包括幼年、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阅历，也包括政治上业务上成功或失败的经历，对于这些人的个性、心理（或者说“代共性”）的形成至关重要；代内群体特点首先就是指这些人阅历上的共性，指他们政治上或业务上的成功与受挫的类同，以及（相应地）指他们世界观、价值观和政策观上的相似。再次，“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分歧，具体地说是该社会骨干之间的差异，是社会精英制度演进中的重要里程碑，是整个政治制度与国际背景变化中的重要里程碑。因此，考察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解读异同出现的方式及其根源，不仅对于了解作为精英的这些人的思想与政策十分必要，而且对于了解精英赖以存在的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是很有助益的。比如，亨廷顿在讨论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时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的进展主要是以制度化程度来衡量的，而制度化程度的具体衡量标准之一，是政治组织的领导层换代速度。“只要创建组织的第一代领袖还在掌权，只要最初遵循程序的那些人还在循规蹈矩，该组织的适应性就值得怀疑。一个组织越是能够不时地克服和平接班的问题，领导层越是能够不断更新，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他指出，一个组织的领导层当然可能换人不换代。一代人和另一代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各自早期的成长经历。同一代领导人内部相互取代（例如为了克服接班危机时就这么做），能在制度的适应性上有所作为，但这比起前后两代领导人的更替，即一班人被另一班具有明显不同的组织经验的人所取代，意义就不怎么明显。有趣的是，组织制度与领导者个人在适应变革的累积能力上有其显著的区别。一般地讲，组织制度常常是为了履行某些具体职能而创建的。当组织面临变化的环境时，它若想生存和发展，继续充当导航的角色，就必须减弱它对最初职责的承诺。当组织趋于成熟时，它会不拘泥现有的一切。个人情况刚好相反。一般地讲，个人在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中，通常对特定的职责不作肯定的承诺，承诺的过程始于壮年，即他成名成家之后。当一个人越来越感到自己负有履行某些特定职责的义务时，他会发现，要改变这些职责和忘却自己业已掌握的对付环境变化的手段，放弃某些他已习惯和喜欢的既得利益，也越来越困难。他已形成自己的个性，习惯现有的一切（包括自身采取的全套策略）。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各种制度化指标中，
政治学家们会给“
组织人事的换代速度”以更大的权重。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代沟”的意义在于，它可能预示着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转型。人们无法忽略这种变化。21世纪的国际政治更要求研究者注重这种变化。
梅耶：《外交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5页。
《外交官》，第４－５页。
《外交官》，第33－39页。
《外交官》，出处同前，第2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