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应用 | 古代文学 | 市场营销 | 生命科学 | 交通物流 | 财务管理 | 历史学 | 毕业 | 哲学 | 政治 | 财税 | 经济 | 金融 | 审计 | 法学 | 护理学 | 国际经济与贸易
计算机软件 | 新闻传播 | 电子商务 | 土木工程 | 临床医学 | 旅游管理 | 建筑学 | 文学 | 化学 | 数学 | 物理 | 地理 | 理工 | 生命 | 文化 | 企业管理 |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网络 | 语言文学 | 信息安全 | 工程力学 | 工商管理 | 经济管理 | 计算机 | 机电 | 材料 | 医学 | 药学 | 会计 | 硕士 | 法律 | MBA
现当代文学 | 英美文学 | 通讯工程 | 网络工程 | 行政管理 | 公共管理 | 自动化 | 艺术 | 音乐 | 舞蹈 | 美术 | 本科 | 教育 | 英语 |

代际差别与个性制约(3)

2014-12-23 01:45
导读:我们都知道,新中国建立之初,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


我们都知道,新中国建立之初,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据此提出了创建新中国自己的外交人员队伍的具体要求与做法,即新中国的外交官应当同人民解放军一样,立场坚定,纪律严明,忠实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它应当是一支“文装的解放军”,“不打武仗打文仗”。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调令,50年代初一批高级将领和地方政府的高级党政官员汇集京城。除前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任首任驻苏大使外,从1950年5月到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后任命了14位大使作为新中国首批驻外使节。由于他们多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所以被称为“将军大使”。为了使这批“将军大使”尽快了解掌握外交的一些基本知识,外交部为他们举办了速成培训班,请专家讲国际法、外交文书和礼节,请某些友好国家的驻华大使介绍各国情况,请出国人员讲留学见闻,还组织他们参观苏联大使馆,学习跳舞、穿西装打领带,甚至到北京饭店学吃西餐和摆台常识。虽然不懂外文,也缺少国际活动的基本知识,这批“将军大使”以特有的姿态,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反对帝国主义、联合弱小国家、保护新中国的国际空间和主权的基本方针,他们风格与身份反映出建立之初的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的特殊定位。意识到专业人才的缺乏,新中国开始依照国际惯例,建立自己外交官培养基地:1950年9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外交系,55年9月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外交学院;1959年原北京外语学校和北京俄语学院合并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这两所学院加上国际关系学院和其他一些分布在上海西安等地的外国语大学,成为后来的中国外交官的主要培养基地;现在的外交部的多数部级领导、多数大使和高官都有正式的高校毕业文凭,属于真正的“职业外交家”。他们精通外语,熟悉国际惯例,了解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历史,并且构成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主力。撇开外语方面的差异不谈,单从工作内容和风格上看,新中国的这两代外交家的特点很不一样:“将军大使”总数上有限,他们工作的年代处于“推进世界范围的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大环境,其中多数人被配备到为数不多的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因此阶级斗争观念明确,胸中时刻有“敌、我、友”的不同界限,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时易于取强硬立场,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则倾向于讲“同志间”友谊而不太算经济账,他们适合了50年代新中国的外交定位、特别是60-70年代的毛泽东外交路线。职业外交官们从学校起就被告之外交工作要与“国际接轨”的道理,他们“生逢其时”,恰好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接受高等教育或从事外交工作,国家的政治大背景是强调中国要向世界,尤其是先进国家学习,外交工作要服从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促进有利于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良好环境的建立;邓小平的“三个面向”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是他们工作的基本指南。所以,这批职业外交官们更重视欧美日而不是苏联“老大哥”的惯例和经验,懂得在所在国交朋友的各种办法;他们在外交场合几乎从来不使用国内政治中有时不得不使用和遵循的政治术语,他们个人也很少用传统的意识形态束缚自己,对他们来说,国家利益而不是政党界限才是第一位的,因而既要讲政治原则,也要算经济账,两者没有简单的高下之分。单从性质和风格上讲,现在的中国职业外交官与外国并无大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个性属于典型的“外交官性格”,他们的个人间差异很可能远远小于类型学意义上的差别。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所长比亚勒(Seweryn Bialer)教授,曾以20世纪60-70年代为背景,专门研究过斯大林体制和后斯大林体制下(主要指勃列日涅夫政权时期)苏联领导阶层之间的同异。我们不难看出,他所研究的问题与上面提到的中国外交官的情况虽有很大不同,但同样能够看出重要的“代沟”。他发现:“这一代人(指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高中级领导人)是在斯大林去世后马上进入苏联政界的,因而他们既没经历过恐怖造成的瘫痪和破坏性的过程,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直接卷入其中,因而不懂得苏联的成就是用多么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关于这新的一代,有一件事看来是完全肯定的。他们的关键性政治成长经历之一,是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运动的长期骚动和震荡中获得的。这个运动坦率地承认了迄今为止谁都不敢点明的一些大怪物的存在,这个运动对权威和既定的真理提出了疑问,从而激发了批判的思想。”这一代仍是苏联人坚持国家崇拜和社会主义目标的典型,忠于苏联政治组织的基本形式。如果说他们同自己的前辈有共同爱国主义忠诚的话,那么他们没有多少前人那种恐外排外思想,他们对外界有一种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反映出他们对苏联制度运转中固有的功能不全之弊端的关切。这一代领导人较少受到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传统的影响,在需求和渴望方面非常实用主义,有高度事业心、崇拜专业化和自我优越感;这一代人看上去可能是矛盾的:他们觉得自己强大,有一种安全感和自信,这与老一代不大一样,但同时他们面对外部的批评采取的是守势;他们比前辈更能感觉到苏联社会和政体的缺点,更不愿忽视这些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同他们的前辈不同,更愿意同外界坦率地、严肃地交换意见。他们的前辈具有“老式现代型”的心理,即要么把现代化看成是达到革命目标的手段,要么有一种不惜任何代价、以狂热动员和原始积累方式实现现代性的心态;新一代领导集团则不同,后者既希望逐步提高物质福利和经济发展,又想完全保存现存的社会政治关系和组织结构,这是一种想把现代化过程分成几个部分、逐步加以实现的心理;“它是一种植根于过去的心理,又是一种安于下述事实的心理:即苏联在不发达国家中是最发达的国家,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不发达的国家”。比亚勒概括道:就是这一代人,感觉到近年来勃列日涅夫政府不可能为苏联的发展制定方向;就是这一代人,不满意苏联的落后,制度职能上的缺陷,认为现政府无法在整顿局面方面取得进展。与此同时,他们有信心,认为自己这一代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可能愿意为政治和社会改革付出更高的代价,只要他们能相信,这种代价能保证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效率获得实质性的改善。在国际事务中,由于这一代新领导层对建立苏联强权付出的代价没有亲身经历,他们习惯于苏联的世界大国地位,不会容忍外部世界任何贬低这种地位的言词和举动,可能不太怕冒险,坦然面对重大挑战,与此同时他们比较不受传统教条的束缚,在坚守意识形态方面更加灵活。这一代人在政治上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最好把他们看成一个经历相似、态度相似的集团,内部的政治派别则可能分成从自由到保守的形形色色。另外一位西方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戈尔巴乔夫传记》的作者,美国人伯特森(T.G.Butson)在探索这位前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个性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群体特点。伯特森指出,戈氏(以及他的具有“改革新思维”的同僚们和追随者们),与过去的大多数苏联最高领导人是不大相同的:他比较年轻,因而不可能有关于革命或内战的记忆;他也从未卷入斯大林或赫鲁晓夫的计划,极端意识形态的标准对于他来讲是次要的,相反他更乐于谈论经济和社会问题(不管他是否真有能力解决它们);他把电视机、汽车和较舒适的住房等物质享受视为正常;他乐于在国外、尤其是发达的西方国家旅行,在那里他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学到不少令他觉得对自己国家有用的东西;他缺少军队的经历,因而对高级将领缺少制约力和声望,对他来说与军方保持良好关系至关重要;这并不是说他无所作为,“在可以称为意识形态的伪装下,他控制着整个军队和安全机关的政治机构”。在国际事务中,他不是容易对付的谈判伙伴,他倾向于使他的外交政策来适应和服务于他的商业目标。戈尔巴乔夫的事例,很好地体现了苏联(俄罗斯)新旧领导人交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其特征。
上一篇:什么是“博弈各方利益最大化原则” 下一篇:马恩的虚幻共同体理论与“三个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