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哲学毕业论文 > 政治论文 > 正文

美台军火贸易对中国统一的涵义(1)

2015-01-20 01:42 1854年，美国驻宁波领事哈里斯在其长达100多页的意见书中，提出 台湾 对美国起码有五大作用：一是当作美国商品进入 中国 的一个中转站；二是作为传播基督教的一个基地；三是在海上控制中国南北各省的贸易；四是当作美国西海岸对中国进行贸易的门户；五是从台湾寻求向日本 发展 的领域。[1]这被视为美国想控制我国台湾的最早鬼胎。基于对台湾得天独厚战略价值的认识，从19世纪殖民主义者至今，1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一直想把台湾作为其战略空间中“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遏制中国扬帆出海的桥头堡”。

　　军火贸易是一种有着丰富 政治 、 经济 和军事意义的外交杠杆，与台湾的军火贸易也就成了大国介入台湾 问题 的有效政策工具。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到《与台湾关系法》，美国源源不断地向台湾输出军火，以巧妙攫取“立足台湾、牵制中国”的战略利益。据不完全统计，自1979年“美台断交”到1998年底，美国售台武器33批，总价值高达346.7亿美元，平均每年达17亿美元。自1995年开始，台湾地区开始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军贸市场。斯德哥尔摩专门 研究 武器市场问题的国际和平研究所（简称sipri ）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1998年，台湾已经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常规武器买主。”[2]这既是说台湾已经成为世界最为重要的军贸市场之一。台湾问题因而成为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尤其是中美矛盾的焦点。因此，研究美台军火贸易的特点和内部机制，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中美之间的矛盾关系，而且有助于把握我国统一所面临的困境。

　　军火贸易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它应是一种集体选择问题。作为一种集体选择，本文假设军火贸易的选择都符合集体理性。事实上，集体选择基于国家利益，其行为应是理性的。当然， 影响 军火贸易的因素非常复杂，比如有时就受总统选举的影响，即某位总统候选人为了拉取选民的选票可能会一时批准军售。虽然如此，他仍要受国家利益的制约，执政后仍会保持其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即个人理性不可能离开集体理性太远。因此，本文认为，进行军火贸易双方的行为选择符合“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即双方的选择都是为了得到集体效用的最大化。这种集体效用是一个综合体，包括经济收益评价、国家尊严评价、安全威胁评价、执政党威信的评价以及国家战略达成度的评价等分指标。综合的集体效用评价是这些分指标加权值的和，进行军火贸易所获得的综合集体效用在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随军火贸易量或质的变化而变化；在军火贸易量或质一定的情况下，综合集体效用评价又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综合集体效用的变化情况可用序数效用来表征。因此， 分析 军火贸易这种集体选择行为就可以用经济学中的博弈 理论 来进行分析。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一、美台军火贸易的 历史 、现状与特点

　　1.1美台军火贸易的历史回顾

　　二战以后，美台军贸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63年，这一时期，台湾的武器装备、弹药，乃至零备件的供应，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军援，当地只能生产一些简单的轻武器以辅“美援”之不足。1949至1965年间，美国对台直接军事援助约为25亿美元，约占台湾军事开支的一半。军事援助虽不是军火贸易，但从此使台湾与美国绑在了一起，促成了美台军火贸易的发端。

　　第二个阶段是从1964至1973年。1964年以后，由于越战和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等原因，美国对台军援逐年减少，台湾开始向美国和其它国家购买武器装备。据台湾《中国时报》等媒体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有关统计资料称，美国对台湾的无偿性军事援助从1951年开始，到1974年停止，共提供了30.79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详细资料见表1）。另一方面，台湾的武器进口额由1964年的110万美元上升到1973年的1亿美元，但是在中美建交前的20余年中，美国对台湾军售的金额不大，总计大约2.4亿美元。[2]同时，进口武器零备件的生产设备和武器检测、维修设备。这一阶段，台湾军贸市场份额由美国寡占，台湾既大批引进先进的美式武器，又着眼建立武器自制的军事 工业 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