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邓小平社会主义观差异的诠释学维度(2)
2015-02-01 01:39
导读：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经历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是由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他结合中国的实际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经历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是由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他结合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点，赋予社会主义观以新的内容：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就是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其根本途径就是发展生产力，可以说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建设社会主义。
二
哲学诠释学认为，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主体之本人还是作为被理解和诠释的文本，都内在地镶嵌于历史之中。人们的历史特殊性和和局限性是无法消除的，因此，人们的理解也无法逃脱这一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这就是理解的前结构。对于接受主体而言，不可能事先就把那些使理解得以可能产生的前见与那些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前见区别开来。承认理解的历史性，就承认了理解者前见的合理性。这种前见是构成理解的基础和前提。一切解释都是在前理解的基础上达到的新理解。
根据哲学诠释学这一重要理论，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理解和诠释的前见不同，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虽然都主要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是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我们注意到，毛泽东社会主义观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实际上来自于其理解的前见影响，这些前见造成了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大量误读。“前见”也即“接受视阈”，毛泽东的接受视阈极大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毛泽东自幼熟读儒家“四书五经”，后又遍读“二十四史”。毛泽东真正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也就是说，当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已经成年，他所接受的传统思想和传统教育已经在他身上扎下了根。这样，传统文化、传统思想就构成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前见。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不仅是影响毛泽东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还影响到他把平等、平均作为衡量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从其一生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发展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早在1919年，有志于改变中国社会穷困面貌和救民于水火的青年毛泽东即提出了“新村”计划，为未来的中国社会绘制了美好蓝图：“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制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起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454页）毛泽东用了十数个“公共”组织概括了“新村”的社会模型。这些组织包揽了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产娱乐各个方面，“新村”实行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实行完全的平均分配。在另一篇文章中，毛泽东用“圣域”来表达这一理想，并描绘道：“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社会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85页）可见，无论“新村”还是“圣域”，都强烈地表达了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体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终极价值目标：消灭差别，实现平等。对于毛泽东身上体现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毛泽东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他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39页）这表明毛泽东把共产主义理想和康有为的《大同书》联系起来。而这一认识在毛泽东发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着更生动的表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与理论史上，人们通常都把“公社”同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联系起来。人民公社特点就是“一大二公”。所谓的“公”一方面是公有化的程度高，甚至于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以至于个人财产也收归公社所有；另一方面就是积极倡导实行供给制，供给制被毛泽东看作是共产主义因素加以提倡。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所有制解决以后，（人民公社）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实现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二十二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1011页）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公平原则，在社会主义时期就必须开始实行，否则，就是“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也就是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