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邓小平社会主义观差异的诠释学维度(3)
2015-02-01 01:39
导读：公平、平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也是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之一，问题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实现它。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
公平、平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也是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之一，问题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实现它。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创造现实基础。而要是在没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去勉强实行社会公平的目标，“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9页）。可是，在毛泽东看来，实现平等从根本上不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在于社会道德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改变。而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却惟恐它有碍于道德与人际关系的改造，最终难于实现平等。这种认识明显地带有中国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印记。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不曾认识到生产力的重要性，事实上，在理论上，他对此也有过不少强调。但是，在情感上，在实践上，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前提条件的实现，使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平等”的认识发生了偏离，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完全按照唯物史观，把公平看成一个取决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范畴。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概括进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与马克思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一脉相承，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和发扬。而这一新理解的产生是由邓小平的新视阈影响的。比较毛泽东而言，邓小平少年时代就远赴欧洲，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比较多地受到与中国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使得他能够以更宽广的眼界和更理性的态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接受
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他在法国勤工俭学6年间，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还积极参加旅欧共青团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讨活动，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1926年1月到1927年春在莫斯科
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立志改造中国之后，更自觉地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积极改造中国文化传统，这就使得邓小平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批判性继承（毛泽东也强调这一点，当时由于其接受视阈的限制，尽管其在理论上重视，而在实际做法上却未能完全践履），尤其是他通过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总结，洞察到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残余的严重危害。邓小平曾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116页）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充分吸收养料的同时，又以全新的现代意识对传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样是对“平等”的认识，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16页）。“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64页）。但是，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155页）。而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对于发展生产力，邓小平不仅反复说明“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这一基本立场，而且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首要任务、中心任务、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63页）。正是邓小平对传统文化批判的继承的立场，使其不仅纠正了毛泽东因受传统文化影响而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理解的偏差，而且进一步促成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文化精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全面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