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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共权力的道德制约(2)

2015-03-09 01:04

对于这种应然与实然的矛盾，政治社会早期的统治者是意识到了的。所以在世界各国的封建社会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统治者在维护权力方面所施用的方略：在实践上适当照顾到公共利益，以求公众对阶级统治的接受和拥护；在理论上则极力淡化和抹杀权力的公共性，虚构出权力神授的神话，从而增强了权力作为一种神秘力量的神圣性以及权力凌驾于公众之上、压迫和支配公众的合理性。

近代社会，当启蒙思想家们揭开了权力的神秘面纱之后，权力的公共性被发现了。因而，关于权力问题上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对立成了政治学家们极力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近代社会关于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关于民主的呼唤、对公民参与的重视，以及通过法律来规范行政行为等等，都是出于维护权力公共性的考虑。但公共权力被私人占有，被用于谋取私利的状况仅仅在法律制度的约束中表现出了程度上的区别，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在社会主义社会，权力的来源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权力关系格局中，发号施令和服从号令均以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体现其意志为准则。因此，社会主义的权力运作和行使具有以往任何社会的权力所不可能有的群众基础和科学依据，使权力的公共性获得了制度保障。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权力腐败的问题，这种腐败虽然不是以制度支持为特征的，而在表现方式上却与以往的制度条件下的情况一样，是一种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行为。

这就清楚地向我们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作为公共权力已经有了科学依据和制度保障，但与权力的公共性相一致的观念并未建立起来，人们习惯于用传统社会中的思维方式来认识权力，习惯于按照传统社会中权力运行的方式来运用权力，习惯于用权力所代表的公共力量来增强或炫耀掌握权力的行政人员的力量。在阶级社会，统治者把权力变成阶级统治的工具或组织压迫的力量的做法本身已经是对权力公共性质的背叛，沿着这一背叛的思路走下去，自然会逻辑地导向统治阶级中“掌握权力的个体”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结果。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理论上的规定和制度上的设计，都彻底告别了权力私有的逻辑导向，但却无法根除以权谋私的行为发生。因此，为了确保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还需要有一场观念革命，需要建立起与公共权力的科学依据、制度保障相统一的权力公共性观念，以及贯穿着这种观念的道德规范体系，让权力在运行中接受公共行政道德的规范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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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权力受道德约束的普遍性

虽然在阶级社会中，在权力与其公共性质的制度背离之下，存在着权力私有化的逻辑合理性，但是，在统治阶级与掌握权力的统治阶级中的个体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群己关系的。在一切存在着群已关系的地方，都存在着道德的问题。所以，在阶级社会中，权力也受着道德规范的约束。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权力为道德规范所制约受到了足够的重视，统治阶级在官吏是否拥有道德意识、是否遵从道德规范即是否有官德的问题上，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在思想家们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社会中对权力的道德规定。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特别强调对政治至善性的追求，认为权力在运行中合乎理想的道德境界所表明的是“一切社会团体均以善业为目的。”（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页。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则强调：“政者，正也”（注：《论语·颜渊》。），所表明的也是要求权力为谋取众人之事服务，不要偏向从政者个人私的一方，自君王以降，一切掌权者都应本着公正的原则，正直地做人，在其为官的行为中做到公正、廉洁、为公、爱民、不阿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行政人员群已的道德调节更为重要，因为这种群已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合乎道德理想的，决定了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的性质。也就是说，不受道德制约的行政人员和不合乎道德标准的行政行为，必然表现为官僚主义，必然倾向于利用一切机会以权谋私，以致于离间公共权力与公众的关系，甚至在这种关系中楔入对立的种子。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