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
2015-03-13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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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公园是由近代西方殖民势力引入中国的，作为人们
【内容提要】公园是由近代西方殖民势力引入中国的，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休闲娱乐空间，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渗透而成为政治空间。在初期因禁止华人入园而引发公园运动，形成了中国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深刻民族集体记忆，而且公园中的殖民主义纪念建筑进一步刺激着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因为如此，中国人自己在建造公园时更突出民族特色并强调教育功能，从公园名称、空间布局和建筑到公园功能都体现出民族主义精神。公园问题折射出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西文化融合、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冲突的发展轨迹。
【摘 要 题】社会·经济 【关 键 词】近代公园/殖民主义/集体记忆/民族主义 【正 文】
日常生活史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主题，因为它与普通大众的历史关系密切，而大众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所以，关注大众生活史的研究更能从深隐层面揭示政治势力的实际影响。西方殖民势力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远不止于传统近代史研究所关注的主权、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它已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为，“殖民主义体系的运作，首先是外在的宰制，即军事侵略造成的征服与割地，但在完成征服以后，要完成全面稳定的宰制，必须要制造殖民地原住民的一种仰赖情结。这个仰赖情结，包括了经济、技术的仰赖和文化的仰赖，亦即所谓经济和文化的附庸。”[1](p.364)殖民主义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影响对于大众而言更实际、更真切，也更容易形成切实的体验与反弹，从而建构起全民族的历史记忆，对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公共空间研究成为近十年来的新热点，近代公园问题也逐步引起学者的关注。史明正的《从御花园到大众公园：20世纪初期北京城区空间的变迁》和熊月之的《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较早开始研究公园与城市空间及公共空间发展的问题，以后陆续有学者撰文论述广州、成都公园的兴起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公园里的社会冲突。（注：参见Mingzhen Shi, 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Modern China,Vol. 24, №3, 1998；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陈晶晶：《近代广州城市活动的公共场所——公园》，《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0年第3期；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城市史研究》第19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德英：《公园里的社会冲突——以近代成都城市公园为例》，《史林》2003年第1期。）研究者将过去学界所忽略的公园这一“场所”与公共空间联系起来，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史中现代性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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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公园不仅仅与公共空间有关，它还与人们日常生活、观念心态联系紧密，它曾经是殖民主义向中国渗透的重要象征与渠道，对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产生过强大的冲击并形成深刻的民族集体记忆，因而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但在这方面仅有《浅析中国近代租界花园——以津、沪两地为例》一文对租界花园的格局及园林小品进行了简要分析，（注：参见杨乐等：《浅析中国近代租界花园——以津、沪两地为例》，《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目前尚未有深入研究。近代租界公园不准华人入内而引发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曾引起学界热烈讨论，但学者们主要围绕外滩公园门口污辱中国人的木牌是否真实存在而展开，（注：参见薛理勇：《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世纪》1994年第2期；马福龙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上海党史与党建》1994年第3期；张铨：《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史林》1994年第4期；《中国人民被污辱的史实不得抹煞曲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史实综录》，《新文化史料》1994年第6期。）对于其作为民族集体记忆的意义却未能予以充分关注。因此，本文将全面考察近代西式公园的引入与华人公园的发展，透视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撞击及中国民族国家通过公园建设在日常生活层面的民族主义建构。 一、租界公园的殖民主义空间复制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殖民势力陆续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等地建立租界、居留地、租借地及附属地，并将西方市政建设及生活方式引入中国，公园就是其中的代表。工业化后，英法等国为缓解工业化大生产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压力，开始通过建造城市公园等绿色景观系统来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公园是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后的产物，最早出现于租界，而后影响至华界。目前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公园是由英租界工部局于1868年8月在上海建成开放的外滩公园，当时称“公家花园”。[2](p.473)[3](p.249)又据闵杰考证，自1903年留日学生在《浙江潮》上介绍日本公园后，次年，《大公报》在报道南京建公园时就全部用“公园”一词。1907年后因官方提倡并出资，各地渐兴修建公园之风，“公园”一词逐步取代“公家花园”而成为专用名词。（注：参见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