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政治学研究方法诸问题——对《岳村政治》(2)
2015-03-27 01:02
导读：二、 区域性研究：“地方国家”视野的进入 如前所述，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政治学者带着理想来到农村研究领域进行试探性耕耘，他们发现这里早有
二、 区域性研究：“地方国家”视野的进入如前所述，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政治学者带着理想来到农村研究领域进行试探性耕耘，他们发现这里早有学者在努力。此时进入农村研究领域的人类学、社会学和地方史的学者已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研究者均以乡村社会为对象，从微观的、历时的、过程的视角讨论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以人类学为例，对农村社会和民间文化的强烈兴趣以及从草根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国家是人类学一贯的学术关怀，围绕这一问题，人类学者在华北、山东和福建等省的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研究，王铭铭在对福建南部溪村社区历史的叙述与分析中，揭示了“社区文化的记忆”与“国家发明历史”的复杂权力结构关系，审视了国家力量向农村社会渗透以及民间力量的能动性，从生活世界和民众的视角来认识和解释国家的形象与本质。[③]黄树民在厦门岛上的“林村”通过参与观察，搜集该村的历史、风俗、内部摩擦、宗教信仰和当时现状等种种资料，实现了以地方叙事涵盖国家叙事。[④]由于人类学长期深入的田野作业的特点，使它能够关照具体“事件过程”背后的更大的社区建构过程，提升了对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解释力，以致政治学者进入此研究领域之后，完全被这个学科的学术积累所折服，出现了政治学著作的“人类学化”。[⑤]在《岳村政治》中，于建嵘也试图仿照人类学的写法——“小社区、大历史”，以一个小村庄为载体分析经国大事在村庄的反应与运作，即“以小见大”的研究范式。但我读后却感到并不成功。有批评者针对作者讲述《岳村》而岳村在本书中所占较少篇幅为例，发出疑问：岳村在哪里？在于建嵘的书中，我们看到他所研究的对象——岳村边界模糊，为了因应研究需求，岳村的范围、内容都在不断变化延伸。然而，这并非作者在绍庄村的调查深度不够，而是受制于学科特点而陷入两难。前已述及，受意识形态化的影响，中国的政治学至今仍没有形成自己清晰的学术边界。关于学科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对一个学科的研究领域的清晰界定是这一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是发展涵盖整个学科领域的体系理论的前设条件。尽管国外学界上对政治学有明确的界定，但在我国却仍然混沌不清。[⑥] 为了避免在进入农村研究领域时，政治学研究“人类学化”的倾向，作者只好多次把视野从以岳村为个案的微观研究中拉出来，采取在区级与县级空间展开论述的方法。因为在这个层面上，至少还可以看到国家机构的存在，而在村庄层面上却没有。但是，批评者的见解也很容易理解，作者的确在研究中缺乏将国家叙事与地方叙事有效衔接，使得研究中的对象交织和转换比较零乱。不过，包括《岳村政治》在内的乡村政治学实证方法的缺陷却给笔者提供了将区域性研究与村庄政治研究契合起来的思考。为了区别乡村政治的“区域性研究”与历史学的“区域性研究”的不同之处，显现政治学的学科特征，我尝试提出一个研究区域性乡村政治的分析框架——“地方国家”。[⑦]地方国家(1ocal state)是指“地方层次的国家组织，是国家在地方层次的完备体现物。它是国家在地方的代表，其行为不仅体现着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性，而且还带有鲜明的地方性。”[⑧]在乡村政治的研究中，以“地方国家”作为分析框架的引入十分重要，突破以往我们用“村治”的微观研究过于拘泥细节，视野过于狭窄的限制，用“地方国家”展开论述的方法选择，摆脱了我们只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乡村的“人类学范式”，正在“回归国家”，将国家和政治从近几年被忽略的地方拉出来。[⑨]使政治学者的视野沿着中央国家(centre state)——地方国家 (1ocal state) ——村的层次“自上往下”推进，也可以沿着村——地方国家(1ocal state)——中央国家 (centre state) 的层次“自下往上”推进，这样，我们既能够实现以地方叙事涵盖国家叙事，也可以国家叙事关照地方叙事，从而避免在两个极端的取向进行局促的政治图解。《岳村政治》的作者谈到了地方政治，但没有展开。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区域空间的展开为乡村政治结构及其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运作时空，并使得历时性的变迁研究所需要考虑的行动者能够悉数进场。这里的国家已经不再是乡村关系中的单一形态的国家，而是由县、乡不同利益机构组成的利益和需求都不完全一致的国家。我们借助“地方国家”这一解释框架，使得我们能够较好地表达乡村政治的生态结构，清晰地认识到政治变迁的地方性逻辑，防止在对上层政治的内在逻辑发展并没有加以清理之前就直接进村。使用“地方国家”这一解释框架，还可以减少政治学者在村庄研究中遭遇到的尴尬境地，由于村庄这一层面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使以正式制度为研究擅长的政治学科难于发挥优势而不得不援借其它学科。但在“地方国家”这一层级，相对于人类学来说，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方面由于“地方国家”具有相当的规模，不可能像分析乡村等微观单位那样容易全面了解，在实地调查和收集文献资料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另一方面，自身学科可提供的学术资源不如在研究微观单位那样丰富，与此相比，政治学在这一层面的研究可以有自己的施展空间。政治学本体的学术原理，如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党政治、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可以派上用场。在“地方国家”的概念体系中，有“地方政府”、“地方性权威”、“变通”、“地域化治理”、“地方共同体”、“地方意识”、“地方性知识’、“地方感”、“模式经济”等概念，它们都将是我们切入乡村政治研究的关键词。 [⑩]在《岳村政治》一书中，作者是从政党的政治动员方面来解释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成因（P163），但这样的回答是不够的，我们还需研究此次运动的发生地——岳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习俗、社会经济环境、自然生态以及政治背景，甚至运动所征用的政治符号，这些都与“地方国家”的概念体系有直接联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地方国家”这一分析框架的活力，它可以将许多原创性的思想成果迅速转化为解释相关问题的工具；同时它具有很强的反思能力，促成对“小社区、大历史”人类学范式的重新审视，重建政治学科本位的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