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1)(2)
2015-03-29 02:05
导读：这种强大压力是同在斯大林指使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和铁托的批判、攻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苏联为适应与美国对抗的需要
这种强大压力是同在斯大林指使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和铁托的批判、攻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苏联为适应与美国对抗的需要，弥补共产国际解散后所空缺的活动，同时也为加强约束、控制东欧各国党，于1947年9月在波兰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坚持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没有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制订适合其具体国情的政策，也由于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中，南斯拉夫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坚持独立自主，不甘心做苏联的经济附庸等原因，苏南关系迅速恶化。苏联领导人为迫使南斯拉夫屈服，对南共采取了强硬蛮横的高压政策。铁托不肯屈服，进行了顽强抵制。这样，斯大林便于1948年3月从南斯拉夫撤走了所有的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接着，联共（布）中央又致函铁托，全面指责南共领导人及其内外政策，进一步恶化了苏南关系。1948年6月，苏联通过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召开第三次会议，进一步对南斯拉夫施压。在南共拒绝出席的情况下，会议在联共（布）代表的操纵下批判南共及其领导人铁托“反苏反共”，指责其走上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会议甚至把铁托打成帝国主义的“间谍”，并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造成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分裂。在此情况下，从1948年六、七月起的一年间，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撕毁了同南斯拉夫签订的一切贸易和经济协议，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和铁托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都源于铁托的独立自主和坚持走自己道路、抵制苏联模式的行动。斯大林这样做，其用意也在于杀鸡给猴看，震慑一切敢于违迕苏联道路和模式、企图独立自主的东欧国家和其他党。
此时，刚刚取得全国革命胜利、正面临着建国后一系列建设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也从批判铁托事件中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解放战争及其以后时期的毛泽东，也曾为斯大林所不信任，被斯大林怀疑为“铁托第二”。毛泽东在事过七八年之后，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讲到此事时还说：“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3]很显然，这“压力”就是指1948—1949年斯大林指使共产党情报局大反铁托和制裁南斯拉夫，而给毛泽东和中共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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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二战刚刚结束、试图维持同美国的同盟关系时，曾要求东欧各国根据大国协议，建立本国的多党联合政府，维持人民民主政权，而一当发生苏美对抗、出现冷战局面时，又要求东欧各国建立共产党一党政权，结束人民民主阶段。而这时，斯大林无疑也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同样的要求。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把“人民民主专政”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宣布：“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同时，还表明，“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4]实际上，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共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最初回应。
后来，由于我们自己也急于进入社会主义，所以，如果说最初是由于斯大林施加压力而使我们采纳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后来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正像邓小平所说的：“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5]于是，毛泽东放弃了他自己提出的光辉思想和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理论，中国开始迈入一个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6]这样，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成了一个全面移植苏联模式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