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1)(3)
2015-03-29 02:05
导读：二、开展“大跃进”运动，实行赶超发展战略 我们都知道，1958年中国展开过著名的“大跃进”运动，倡导“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却很少有人知晓
二、开展“大跃进”运动，实行赶超发展战略
我们都知道，1958年中国展开过著名的“大跃进”运动，倡导“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却很少有人知晓，“大跃进”并非中国人的创造，“大跃进”一词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语词汇：“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在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报刊上是频繁出现的，因为当时苏联就是在进行实实在在的“大跃进”，苏联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也是在大力提倡“大跃进”。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无论就词源而言，还是就实际发生的事件来说，实际上都源于苏联。但“大跃进”一词是怎样从苏联引进中国的，又是由何人最先在中国使用的，这还是一个有待考证的十分有趣的问题。
但毫无疑问，苏联确确实实是在30年代进行过“大跃进”。斯大林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随后在各条战线上展开的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特别是斯达汉诺夫运动，实施的就是不折不扣的“大跃进”。斯大林采取“大跃进”方针，是他赶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大林在论证超速工业化时强调：“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7]这种由于落后而急于快速发展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这一说法也颇有号召力，因此，在民众中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响应。
先看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按照苏联计委的建议，对五年计划提出了最低和最高两个方案。最高方案的任务指标高出最低方案约20％。1929年5月，全苏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法律文件通过了这个最高方案。按照该计划方案规定的指标，在5年间工业品产量扩大180％，生产资料生产增加230％，农产品增加55％，国民产值增加103％。这个速度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是，在清除“右倾”反对派以后，1929年12月，斯大林号召“五年计划要四年完成”！计划指标又向上作了大幅度调整，提出：每年度基本建设扩大1倍，生产量增加30％，黑色和有色金属、汽车、农业机械和生铁等品类的生产，必须比原计划多生产1倍。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项目──库兹涅茨克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则要比其原设计能力提高3倍。这在当时就被称之为是一个工业化的“大跃进”（“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方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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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30年代的各种劳动竞赛，最有代表性的是斯达汉诺夫运动，都是在“大跃进”的方针下进行的。由于无视经济发展规律和机器设备的实际承受能力，往往违反科学蛮干，这种生产“大跃进”不仅造成产品次品率很高，而且造成机器设备的严重损坏。实际上，苏联当年的“大跃进”虽取得了快速发展，但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工业“大跃进”就失误更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非但没能达到斯大林调整、提高了的控制数字，就连最初的“最高方案”也没达到。工业发展速度反而从1928－1929年度的23.7％，降低到1933年的5％。“欲速则不达”，这是苏联当年“大跃进”就曾得出的教训。
在开展“大跃进”运动，实行赶超发展战略上，我们是学习了苏联模式的。在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毛泽东根据苏联15年“赶美”，也提出了中国要15年“超英”，这样在1958年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这种赶超发展模式上的相似、相同，是十分明显的。只是中国的“大跃进”比之苏联，速度更快，提出进入共产主义的时间更短，也更具全民性，规模更加空前，同时其破坏性也达到了更加惊人的程度。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马龙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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