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下——读刘亚洲演讲有感(2)
2015-04-03 02:36
导读：甘阳是当代中国新左派的主要思想导师之一。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中国新左派的主流可以称为‘中国自由左派’”，“理由主要是两点：第一，新左派是
甘阳是当代中国新左派的主要思想导师之一。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中国新左派的主流可以称为‘中国自由左派’”，“理由主要是两点：第一，新左派是九十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化的产物。自由派分化的结果形成两个阵营：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也可称为新左派和新右派；第二，自由左派的主要倾向实际比较接近当代美国所谓的‘自由派’，而自由右派的主要倾向其实更接近美国今日所谓‘保守派’（此地用‘保守派’不含贬义）。”“中国‘新左派’之所以是‘自由左派’，即在于他们基本是以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理论为自己的主要理论参照，而对当代西方保守主义则持比较保留的态度。”甘阳认为，“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分歧主要是在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上”，前者“着重谈民主与平等”，后者“则着重谈自由”。他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等文章中强调自由主义必须是“民主的自由主义”，强调自由主义的“自由”不是要伸张“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而是要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尤其是弱者的权利。在《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等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文章中，他“特别强调以大众民主奠定宪政国家”。甘阳指出：“强化中央权力的最有效手段恰恰就是扩大大众民主”，实行“全国人大的直选”，通过“诉诸全国性大选来直接取得社会大众的民意支持，从而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自身权力不容挑战的正当性基础”。“说到底，以定期性的全国性大选来凝聚全民族的政治向心力和政治意志力乃是一个民族走向政治成熟的根本标志。”基于甘阳自己的，与其说他是“自由派（自由左派）”，不如说他是“民主派（民主左派）”。
王绍光是笔者所有朋友中最早把新左派观点和立场明朗化的一人。甘阳将王绍光的《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1991）称作“中国自由左派的开山之作”，而笔者在此文发表六七年前，就聆听了王绍光的基本观点。王绍光质疑种种被修饰的民主概念，譬如说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democracy）、自由民主(Liberaldemocracy)、多元民主(Pluralistdemocracy)、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democracy），但对不打折扣的民主还是始终坚持的。王绍光在甘阳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强有力的民主政权。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是弱化国家能力，而是使权威主义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化。”他后来在与季卫东讨论时表示：“我的立场与九零年写那篇文章时一脉相承。”他主张“用民主的方式改造国家”，改造后的目标则是“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他说：“区别民主与其他各种形式的非民主政治体制的关键在于，民主使得人民能够安排权力关系并因此而控制着统治者，而其他体制却做不到这一点。”“作为一种安排权力关系的手段，最低限度的民主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Dahl所称的‘广泛参与’和‘公开竞争’。前者指的是参与程度，或者更准确地说，实际上是指所有成人参加选举和竞争职位的权利。后者则指的是反对的权利，即为那些受到政府政策不利的人发表合理的反对意见提供一种制度化的渠道。如果一种政治体制不能同时具有参与的广泛性与政治竞争性，就不能称之为民主。”王绍光特别强调的是，民主政权应当是一个有效的政府，民主国家应当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有效的政府”必须具有六项能力：对暴力的合法使用实施垄断的能力，提取资源的能力，塑造民族统一性和动员群众的能力，调控社会与经济的能力，维持政府机构内部凝聚力的能力，分配资源的能力。在王绍光看来，有效的政府是可持续民主的前提条件，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就不可能有稳定的民主制度。“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则可以简述为十个字：“财力要集中，权力要民主”。甘阳的概括是：“王绍光的这些主张明显秉承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的传统，亦即强调国家具有市场无法取代的诸多重要功能。他同时也强调，国家能力的有效使用有赖于国家的民主化，亦即以普选制等手段取得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