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下——读刘亚洲演讲有感(3)
2015-04-03 02:36
导读：像刘亚洲、王小东这样的正宗民族主义者（民族民主主义者）和像甘阳、王绍光这样的新左派（自由左派、民主左派或者说社会民主派）都不怀疑民主的有
像刘亚洲、王小东这样的正宗民族主义者（民族民主主义者）和像甘阳、王绍光这样的新左派（自由左派、民主左派或者说社会民主派）都不怀疑民主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合法性）。前者相信，民主化可以增进社会的稳定与一体化，强化国家的综合实力与对外竞争能力；后者相信，民主化可以增进社会的公正与平等，强化弱势群体的政治博弈能力。相对而言，前者的考虑更具工具主义的色彩。笔者曾说：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可以分为“内生型”和“外激型”的。英国是典型的“内生型”民主化，法国民主化以“内生型”为主，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民主化的刺激，法国大革命后期受到欧洲各君主国的围攻，救亡的局势使其日益激进化。中国的民主化要求则主要是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内生型”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是“启蒙”，是哲人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理性探求，是普通民众和各种社群对自身权益的不懈追求。“外激型”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是“救亡”，其主导者试图通过引进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摆脱国家面临的危机和险境，进而赶超先进国家。“外激型”民主化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不是从基本人权和普世价值观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自由、民主、宪政，而是从“实际功用”和“进化”的角度来阐释它们。依据对伦理道德、社会正义的虔诚信念追求民主，才能具有稳固和坚实的思想基础；期待它能够立竿见影地发挥“救国”、“强国”的“实际功用”，则一遇挫折就很容易悲观失望，动摇对民主的信念。因此，民族民主主义者的民主信念在坚定性上不如社会民主主义者。但在像罗尔斯那样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看来，边沁式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论证民主正当性的出发点仍然不够坚实。然而，价值观上的分歧并不妨碍民族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民主主义者在中国民主化方面达成政治上的基本共识。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认为自由主义者（自由民主主义者）只讲自由而反对民主，或者说只要贵族的自由而不要平民的自由，缺乏足够的证据。甘阳在《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中说：“自由右派”现在已经与从前的一些“非自由派”学者开始合流，大谈“自由的优先性”而贬低民主与平等，实有为不平等不公正辩护之嫌；而在工人大量下岗失业、上亿民工居无定所的情势下，大谈“多数的暴政”和“暴民政治”的危险等等，更让人怀疑这到底是自由主义还是“新权威主义”？但他在文中只点了一个“自由右派人物”的名字——秦晖，显然，上述的论断很不适合于这一个案。反对即行民主的人如冼岩、萧功秦是打出了“权威主义”旗帜的，冼岩在与笔者辩论时还明确表述了“自由主义必须让路”的观点，恐怕不好把他们作为“自由右派人物”。主张先自由后民主的李泽厚虽然是1980年代“自由派”的头面人物，但他在“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后，似乎并没有以此道中人自居。这里还要指出：不论冼岩、萧功秦还是李泽厚，他们都只是质疑“即行民主化”，而不是一概地反对中国民主化。至于所谓“自由右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李慎之、秦晖、徐友渔、朱学勤等人，主张民主、公正、平等的言论不胜枚举。甘阳应当将反对民主的“自由右派”指名道姓，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同与之辩论了。
“自由左派”甘阳与“自由右派”秦晖携手推进中国民主化，在笔者看来，是不存在任何障碍的。徐友渔说：“让我们共同搭建自由主义的宪政平台，在此之后人们鼓吹什么主义都可以。”秦晖说：“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好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现象，并且是有益的现象。‘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
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反正不管谁上台都是民意使然”。笔者在《共同底线和宪政平台》中也说过：左中右派（极右、极左除外）可以在反极权、反专制的共同旗帜下团结奋斗，而一旦把宪政平台搭了起来，他们马上就会在这个平台上相互较量，以民主方式展开新的意识形态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