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下——读刘亚洲演讲有感
2015-04-03 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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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空军副政委刘亚洲称自己是“一个纯正的民族主义者”，所
现任空军副政委刘亚洲称自己是“一个纯正的民族主义者”，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国家好，自己的民族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然而，“纯正的民族主义者”并不反对民主。他说，如果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国民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在于：“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专制制度的弊端正好是其反面：“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作为一名有战略眼光的军人，刘亚洲认为对我国最可怕的战略包围是“民主”国家的包围而不是单纯军事意义上的包围或者地缘上的包围。因为“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他认为，要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各种现实中国问题，“必须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他表示：“我愿意做思想先锋，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思想越活跃，就越稳定。思想越自由，社会就越前进。反之，思想越压抑，社会才越不稳定。”他相信自己在军队中并不孤单：“中国真正的精英和真正的改革者，有一大部份在军队里。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越文明的国家，越是发达的国家，它的军队就越是一支保守的力量。……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它的军队恰恰是一支改革的力量”。“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军队已相当成熟。化没有军队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中国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军队都会参与。”据一位著名的军队作家告诉笔者，在“以民族利益（而非政党利益）为最高利益”和“中国的民主化”方面，类似刘亚洲这样的“体制内改革者”与“体制外改革者”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叠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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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东是“当代民族主义”的重要代言人，笔者曾多次与他在文字上激烈交锋。但随着对他的思想的深入了解，笔者在《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一文中将他定位为梁启超思想的嫡传弟子——中国的民族民主主义者。笔者在该文中指出，王小东明确表达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对民主的期待：“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一个正义的、民主的，没有一个在公众中有极大合法性的政权，他们的建设一个强大的，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的理想是不可能最终实现的。恰恰是他们的‘建立一个伟大的中国’的理想，使得他们推进中国的民主的动机比其他人更为强烈。”在2000年秋发表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一文中，王小东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不是所有中国的东西都赞成，所有西方的东西都反对”；“民族主义不但不反对，而且支持民主主义”，“中国的未来改革的大方向应当是民主制”。这样，王小东就在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二者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在2002年7月20日的香山演讲《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向西方》中，他说：我认为中国人一定要向西方学习。我个人认为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是中国文明中比较缺乏的。这三样东西，根据我自己理解的重要性排列，先后为：第一是西方在战争中的军事效能；第二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第三是技术。民主制对于西方的强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世界强国几乎都是民主国家。在随后发表的一篇网文中，王小东断言，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沦落到反对民主的道路上去，那么，其前途只有两个：一个是它为公众所唾弃，最后变的无人理睬；一个是把中国带向灾难的深渊。我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反对民主，它几乎肯定会被公众所唾弃，连同它的其他一切好的东西，如它的维护民族利益、爱国、尚武精神等；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很难长久的唤起它的国民热爱它的感情，更不用说为它浴血奋战了。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在晚近的一篇文章中，王小东说：真正关键性的，有效的做法由
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在这次讨论会上点出来了，他认为：即使是考虑要争取更多的军事盟友，我们也有必要继续深化我们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在这里把话说得更明确一些：我们由于不是国际社会所公认“民主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吃了太多的亏。印度无论是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还是国内人民的生活，都远远比不上我们，就是沾了个“民主国家”的光，什么时候国际舆论都是站在它那一边的，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是如此，在竞争中也是如此：最近印度经济刚刚有了一点起色，比起我们还差得很远很远呢，国际舆论就鼓噪“看好印度”了，幸亏家们还没有如此轻率，否则我们还真麻烦了。所以，先不用说“争取军事盟友”，就是为了不让别人以不是“民主国家”为借口凝聚国际社会反对我们，折腾我们，我们也有必要坚决挤入“民主国家”的行列。这个行列挤不进去，中国的“软力量”永远是个负数，你再怎么宣传自己的文化如何“和平”，也不会有太大效果；中国永远不可能和“民主国家”在道义平等的基础上打交道，永远是国际社会中的“贱民”，更不用谈什么“纵横捭阖”了。所以，我们为此付出一定的国内代价都是值得的，更何况，搞得好的话，我们在国内还会有收益，甚至是很大的收益，我们何乐而不为？王小东在这里意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即使我们一时无法判断民主化在国内的利弊得失，譬如说是像刘亚洲认为的那样会促进稳定还是像冼岩认为的那样会削弱稳定，仅仅是从打破国际战略包围的角度来考虑，仍然值得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