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1)(2)
2015-05-29 01:16
导读：不过，此时苏俄方面并不急于想援助孙中山，这一方面是因为苏俄担心援助孙中山会加剧俄国同西方大国，特别是和日本的紧张关系，也会使北京政府在谈
不过，此时苏俄方面并不急于想援助孙中山，这一方面是因为苏俄担心援助孙中山会加剧俄国同西方大国，特别是和日本的紧张关系，也会使北京政府在谈判承认苏俄时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而且在俄方看来，支持孙中山在新疆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即使成功，将来俄国“在中国的事务中只好局限于……东土耳其斯坦”。[8]另一方面是因为苏俄此时的外交主要还是面向吴佩孚。他们把吴佩孚看作是中国最强大和比较进步的军事 政治 领导人。（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1922年3月15日）。信中写道：“只要浏览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力的战略地位，它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 经济 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档案资料》第1辑，第74页。）对孙中山，则“以不致影响我们对北京的政策”为前提。[9]因此，苏俄建议孙中山与吴佩孚合作，组成一个亲俄的联合政府，俄国方面为此向孙中山保证，“这样的政府不仅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整个共产国际的支持”。[10]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吴佩孚和孙中山两个人的拒绝。其时孙中山正准备与张作霖联合，共同对付吴佩孚，其办法是：孙中山自西南先发，“与敌相持”，张作霖则“迅速取北京津保，使敌失所凭依，然后出重兵以蹑其后”。[11]孙、张联合以及张胜吴败的可能令俄国十分不安，他们担心这一结局会导致苏俄在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上陷入被动，因此，在援助孙中山的问题上显得特别谨慎。共产国际甚至认为，“支持孙逸仙同吴佩孚作斗争，不仅仅是支持一个反动派张作霖，而且还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12]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态度到1923年初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是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终于决定弃吴援孙，制定了“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3]导致苏俄对孙政策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苏俄在与北京政府的外交谈判中进展缓慢，未能争取到建立正式关系和解决外蒙古地位问题及中东铁路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苏俄越来越感觉到与吴佩孚的合作是不现实的，因为吴佩孚一直强调苏俄对蒙古的占领只能保持到1923年春为止，因此，在蒙古问题上苏俄迟早要与吴佩孚发生冲突[14]，而孙中山则明确宣布承认并维护苏俄在蒙古和中东铁路上的立场。[15]吴佩孚在1923年2月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后，苏俄更坚定了支持孙中山的决心。1923年5月1日，苏俄政府致电孙中山，内称“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注：《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档案资料》第2辑，第414页。不过，苏方由于担心中国革命出现土耳其“凯末尔式”的结局，并未完全兑现援孙的承诺。加拉罕批评那些对孙中山持怀疑态度的人，“被土耳其的牛奶烫过以后，在中国见到凉水也要吹一吹”。见《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档案资料》第1辑，第415页。）
孙中山对俄方的表态极为高兴，他表示接受俄方的“一切建议”，并将派代表去莫斯科“商讨细节”。[16]终于在1923年下半年，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关系迈出了新的步伐。是年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特别决议的形式采纳了斯大林关于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建议，并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标”。[7]也就是在是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团赴俄访问，孙中山称蒋介石此行的使命是“为了讨论我们在那里的朋友以能够用来帮助我在我们国内的工作的 方法 和手段，其中包括蒋介石将军要同你们的政府和军事专家讨论关于我的部队在北京的西北及其以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18]代表团在苏期间与俄共（布）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晤。同年11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问题。孙逸仙代表团参加了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希望共产国际“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来中国”，“领导我们并就中国革命问题给我们提出建议”。而季诺维也夫也表示，“共产国际将尽可能按照这一建议去做，并向中国派一位负责的代表”。[19]这表明，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合作关系建立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