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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1)

2015-05-29 01:16 关于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 影响 ，自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就不断有学者撰文论述过。（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 研究 成果有：TsuiShu-chin（崔书琴）： The InfluenceoftheCanton-MoscowEntenteUponSunYat-sen'sRevolutionaryTactics.TheChineseSocialAndPoliticalScience
Review.Vol.XX,April1936；王德昭：《第一次联俄联共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见王德昭著《从改革到革命》，中华书局，1987年版；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但是，新近出版的有关苏俄及共产国际与 中国 革命的资料表明（注：这里指的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998年版，下文中凡注明为《档案资料》者，即指此书。），这一论题仍有较大的阐释空间。比如说，孙中山为什么要寻求苏俄的援助？苏俄又为什么要援助孙中山？各自真实的动机是什么？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的？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它是否导致了孙中山革命理念的根本转变？新公布的有关史料的一些细节，使我们对这些 问题 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本文即是依据这些史料及孙中山本人的言论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尝试。
　　　　一
　　苏俄与孙中山的直接交往最早可以上溯到1918年。是年夏天，孙中山致电列宁，祝贺俄国革命的成功。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受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委托，于1918年8月1日复信孙中山，向孙中山表示感谢并“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但孙中山没有收到契切林的回信。1920年10月31日，契切林再次致信孙中山，建议恢复俄中两国的贸易关系，并希望中国从此坚定地走上与俄国“友好的道路”。孙中山于1921年6月14日收到了契切林此信，并于同年8月28日复信契切林。孙中山在信中表示，因为地理关系，广州政府还不可能与苏俄发生有效的商业关系，但他本人对苏维埃的组织、军队和 教育 极感兴趣，并希望与契切林“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1]此前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共产国际执委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还于1921年4月访问了广州，双方已进行了一些试探性的接触。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与马林多次晤谈。他们讨论了帝国主义的问题、俄国革命的实质、革命宣传的意义以及工人对解放斗争的作用等问题。会见时孙中山“毫不含糊的表示了对新俄国的强烈同情”。[2]不过此时孙中山尚无“联俄”的思想。他认为只能与苏俄作道义上的联合，“一俟义师北指，直捣幽燕，再谋具体合作，未为晚也”。[3]可见，孙中山认为联俄的时机尚未成熟。 中国大学排名
　　孙中山的“联俄”思想出现在1922年6月陈炯明事变之后，陈、孙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政见的不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因此热衷于将广东省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省”，反对孙中山用兵北伐。孙中山则认为联邦制会导致国家分裂，因而主张先统一中国再推行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方自治。[4]此次事变对孙中山是一次极大的打击，它促使孙中山重新思考革命失败的原因及革命队伍的建设问题。事变后孙中山走避上海，他越发感到主义之统一与人心之坚定的重要性，决定改进国民党。也就是从此开始，他对俄共的组织及军队建设十分向往，并认为这是俄国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此后他在演讲中都要对比中、俄革命成败之原因，并决心引为师法。他对身边的人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5]另一方面，陈炯明事变使孙中山感到以广东为根据地有一定的冒险性，前有吴佩孚，后有英国控制的香港，对广州始终是个威胁。他开始主动寻求苏俄的帮助。他希望俄国能够帮助他在新疆或蒙古建立新的根据地，他建议苏俄出兵占领新疆，为他组建军队开辟一块地盘，作为回报，苏俄可以在那里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6]同时，他也考虑从四川经甘肃到内蒙古去，从那里发起进攻。他在给越飞的信中急切地问：“贵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伦支援我？如果能，能支持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