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性与国家之间(1)(2)
2015-06-29 01:06
导读：其二，精英男性主体身份建构的需要。20世纪初，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倾轧，中国人的“被殖民”心理开始泛滥，使得精英男性对自身身份和民族认同产生
其二，精英男性主体身份建构的需要。20世纪初，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倾轧，中国人的“被殖民”心理开始泛滥，使得精英男性对自身身份和民族认同产生焦虑，由此把女权表现为现代男性和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康有为在“妇女之苦总论”中列举了女子遭遇的八种“不得”权利（即八种性别压迫），正是它们造成女子低下的社会地位，因此主张“天赋人权”，“女子亦人也”，侵犯女子的权利即是侵犯“天权”，甚至提出废除家庭的激烈主张，[7]但是他“解放”妇女的思想是要成就世界大同的目的，所以并未意识到唤醒女子的自觉，可见其妇女观是以男人为本体，出自男性主体身份建构的需要。金一毫不掩饰对西方平等自由的向往：“梦想欧洲白色子，当此时日，口卷烟，手榔杖，肩随细君，挈带稚子，昂头掉臂于伦敦、巴黎、华盛顿之大道间，何等快乐，何等自在！吾恨不能往，吾惟以间接法知之。”[8]“肩随细君”流露出他渴望找到一个红颜知己享受真正的爱情，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同时，通过标榜男女平等，向欧洲白人看齐，以示自己的现代男性身份。
难怪何震尖锐地质问：“何近岁以来，为男子者，转提倡女子解放之说，主张男女平等之制？”她总结出三大原因：一是由于“中国男子崇拜强权……于一己之妻女，禁其缠足，使之入学，授以普通知识，则中外人士，必将称为文明”，因此男子是“因求名而解女子者也”；二是通过解放女子减轻自身养家的压力，“生值此时，悟室家之累己”，“乃提倡女子独立，以女子依赖于男为大戒”；三是为了女子能胜任治
家教子之职，“中国男子以家自私，以后嗣为重，而治家教子之劳，又非一己所能堪，乃欲以治家教子之事，责之女子”。[9]简言之，解放女子就是为男系家族培养优秀的后代。对这个年代的精英男性来说，推崇女权既表达了处于种族等级结构劣势的汉族男性对平权理念的追求，也是处于动员女子加盟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还是建构现代男性主体的一个要素，把自己和以往的男性区分的标志，并为自己作为一个解放者的身份做铺垫。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其三，知识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需要。在民族国家内部，对女性的定位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求妇女成为“新女性”，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对于“新女性”之不纯净的焦虑：“她”既要与西方女性不同，又要与传统女性不同。这显示了妇女与国家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深层矛盾。面对这一困境，当时的知识女性清醒地认识到，民族主义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女性主义一旦被抽去了民族主义的内核，它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合法性便受到威胁，女子解放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她们在思想上达成一种共识：只能通过对民族国家尽责任来实现男女平权，通过建构责任话语来建构女性的主体身份。“从前女界虽权利失尽，然义务亦失尽”，“吾辈欲与之争，须先争尽我辈之义务，则权利自平矣”。[10]她们自觉地把尽义务、参与社会，作为争女权的条件之一。
20世纪初成长起的一批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知识女性群体就是例证。陈撷芬创办《女报》；吕碧城担任天津《大公报》编辑并创办女子教育会；何震在东京成立女子复权会并创办《天义》杂志；张竹君在广州创办多所医院和女校，被誉为“女界梁启超”；更有早年
留学海外、回国后开办医院救死扶伤的康爱德、石美兰……据张玉法在《清季的革命团体》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1901—1911年涌现的女子团体达40多个。有些团体直接以“争取女权，振兴女学”为宗旨，如1903年薛锦勤创立的中国女维新会，1904年胡彬夏创建于东京的共爱会，1905年秋瑾创立于东京的雄辩学会，1906年炼石（燕斌）等创立于东京的中国留日女学会等。此外，她们还对“如何尽义务”进行理性思考。燕斌主张通过增进学问来尽义务和提倡女权，“你如在社会上尽一分义务，自然就有一分权利，尽十分义务，就有十分权利。这是丝毫也侥幸不得，所有本提倡女权，是要指望大家先从真实学问下手。”[11]木兰同乡在演讲中主张以女子教育为切入点来建设国家：“专靠男子总是做不出什么事业的，还得要我们姐妹们把国家支持起来……政治问题，真是千条万绪，总得寻个头脑。第一以女子教育下手。”[12]忏碧阐述了自由与学问、权利的关系，“自由的资格只有求学问了……有了自由的资格，就可以享得自由的权利，就可称谓自尊自贵。我们女界中既然能够自尊自贵，他们男界要想侵犯我们的自由，也无从侵犯了。”[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