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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与国家之间(1)(3)

2015-06-29 01:06
　　
　　（二）互构的标识：“兴女学”成为国家话语
　　上文已论及，精英男性在设计现代化蓝图时已将女性纳入其中，然而“废缠足”仅仅解放了女性的肢体，要解放女子的精神，使其成为相夫教子的“国民母”还有赖教育。最早提出女子教育的是早期维新派陈虬、宋恕、郑观应等。陈虬提出，中国应“设女学以拔其材，分等录用”，他认为占中国人口半数的妇女不读书、不参加劳动，这无异于“无故自弃其半于无用，欲求争雄于泰西，其可得乎”？[14]1891年宋恕对中外女子教育状况作比较后，指出：“白种之国，男女识字者多乃过十之九，少亦九十之二。黄种之民，识字者日本最多……印度识字者今亦得百分之四”，而中国“计今识字者，男约百分之一，女约四万得一，去印度尚远，况日本与白种乎？”明确主张效仿日本，分设学校，对6－13岁儿童不论男女实行学校教育；女生学有所成者给予“博士号”；女教师难求时可“暂许延男师”[15]。1892年郑观应在宋恕设想基础上提出实施方案:“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法，译以华文，仍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门，因材施教，而女红、纺织、书数各事继之”[16]，他的女学观体现了一种新旧兼容、中西并包的原则。
　　“兴女学”虽被作为强国之策而提出，但此时大多限于坐而论道。甲午战败使朝野震动，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在救亡呐喊中，女学不兴被认为是国家积弱的根源。梁启超的言论把这种观点体现得最为充分：“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本原也”，因此指出天下急务甚多，“然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其理由有三：一是只有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才能“富国富民”；二是让妇女接受教育既有利于家庭和睦也有利于社会进步；三是把西方“男子之半，其导源亦出于妇人”作为女学重要的佐证。在此，他把学习西方女学与批判现实、改革政治融为一体，将倡兴女学与叙述国事、描绘危局融为一炉，得出“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17]的结论。金一提出的“女子教育之八种方法”无一例外服务于民族国家，“教成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教成德行纯粹，模范国民之人”两方法将妇女稳置于家国机制当中，“教成坚贞节烈，提倡革命之人”[18]进一步把妇女解放的诉求归于革命旗帜下，以将女国民奉献革命为最高鹄的。柳亚子亦认为“欲光复中国于已亡以后，不能不言女学，而女权不昌，则种种压制、种种束缚，必不能达其求学之目的”[19]，也把女权与女学相提并论，但落脚点仍在女学。总之，这些精英男性通过撰写檄文，抨击传统，倡言女学，使“兴女学”作为一个符号深入人心，并逐渐被建构成国家话语。
　　与此同时，先进知识女性借助西方“天赋人权”、“男女平权”等理念，纷纷在自办的报刊上撰文，为“兴女学”思潮推波助澜。康同薇指出：“遍立小学校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礼……特立大学校于会城（省城），务平其权”，且认为这符合“孔子之道”[20]；薛绍徽的见解更引人注目，她以孔子“其教人也，兼男女而言之”为依据，指出女教“几几乎微”的可悲局面是封建礼教造成的，推说周官旧政被封建统治者所篡改。[21]康、薛两人一方面借用“天赋人权”观为兴女学张本，另方面又非要使之符合孔子之道和古代礼仪，反映了维新派妇女女学思想的矛盾和不成熟。林宗素把女学作为倡导民权与女权的先决条件，在《女界钟》序言中说：“处二十世纪权利竞争之世界，苟不先归重于学问，而徒倡言民权，女权无当也”,“使之由学问竞争进而为权利竞争。先具其资格而后奋起夺得之，乃能保护享受于永久。”[22]燕斌在日本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因经费不足只办了5期，但涉及女学的文章就有10余篇。比如佛群从历朝历代的女学与国家的盛衰关系来说明兴女学的重要性；[23]燕斌提出“斯教育一女子，即国家真得一女国民，由此类推，教育之范围日以广，社会之魔害日以消，国民之精神即日以发达”[24]；清如反面论证女子不受教育的不良后果，“今夫一女不学则一家之母无教，一家之母无教则一家之学失教，积人成家，积家成国……”[25]。她们从不同角度阐述女学的重要性，并借助民族主义话语来为女学和女权鸣锣开道，某种程度可以说，她们参与精英男性的共谋来使“兴女学”成为国家话语。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万琼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