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利政治学到公益政治学：新自由主义之后的(8)
2015-07-14 01:03
导读：社群主义对现实的“权利政治”的不满典型地体现在桑德尔的“程序共和制”理论中。桑德尔认为，现在的共和制已经与早期的真正的共和制大不相同，现
社群主义对现实的“权利政治”的不满典型地体现在桑德尔的“程序共和制”理论中。桑德尔认为，现在的共和制已经与早期的真正的共和制大不相同，现在共和制是一种“程序共和制”（Procedual Republic)。所谓程序共和制，桑德尔的意思是受自由主义观点和自我想象激励的公共政治生活。这种程序共和制的渊源可能追溯到共和制的创建，但其核心内容在本世纪之交才得以显现，到了本世纪中叶它才得以完成。导致程序共和制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全国性的市场和大企业取代了早先的分散性市场活动，共和制早期的分权的政治制度也随之过时。在20世纪初，自由主义平稳地实现了中央集权。但它一开始就被理解为，这种平稳需要一个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强有力的全国性社群，以承诺现代工业秩序的进一步介入。到20世纪中晚期，全国性的共和制自然发展。除了战时等的极端例外，国家的规模太大了，以至无法培养构成意义上的社群所必需的共享的自我认知。所以我们的制度和实践便逐渐关于公共目的的公共哲学转变为关于公平秩序的哲学，从善的政治转变为权利的政治，从国家的政治转变为程序的共和制。从而，真正的共和制不再可能在小规模的、民主的社群中实现，全国性的共和制似乎是民主的未来的最好希望。
桑德尔分析了早期真正的共和制与程序共和制的主要区别。他说，在早期的共和制中，自由被当作民主制度的一种功能，而在程序共和制中，与民主相反，自由被界定为保证个人对大多数的反对。与早期共和政治的自由不同，现代的共和政治允许集权。这与权利的普遍化逻辑有密切的关系。我是自由的，因为我是权利的享有者，权利成了最后的王牌。随着权利的扩展，政治便从小规模的社团转移到最普遍地形式--民族国家。随着政治流向民族国家，权力也从民主的机构制度转向那些独立于民主压力的机构制度（如司法与官僚机构）。他发现，这种程序共和存在着两大弊端。一是排挤民主；二是削弱社群所依赖的基础。他指出，要克服程序共和制的这两大弊端，根本的出路就在于在全国性的规模上再造政治社群，使政治国家化，与经济权力的集中与相应，使政治权力也集中，从而建立一种普遍之善的政治。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四、简短的结束语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指出，从直接的知识根源说，80年代后在西方学术界逐渐流行起来的社群主义是对70年代后盛行的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反应。然而，任何政治哲学归根到底是现实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映，是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它的产生既有相应的社会现实条件，也将或多或少对现实的社会政治进程产生影响，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社群主义自然也不例外。
简单地说，社群主义兴起的现实基础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哲学之上的西方政治固有的一些缺陷和它所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当代西方国家能力的进一步弱化。建立在自由主义原则上的近代西方政治制度，主要功能是保护个人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和机会均等，政府或国家的职能相对于其它社会政治制度而言本身就显得较为薄弱，这种政治体制的重点在于扩大公民个人的自由活动范围，而设法限制国家和政府的活动范围。如果说，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职能比起早先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而言曾经大有加强的话，那么，在本世纪80年代以后的全球资本主义时期，随着跨国公司的权力的大大扩张，国家的职能便又开始弱化，这明显地表现在诸如国家对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干预比二战前后时期日益减少，福利国家在近些年中遇到严重危机，资本全球化后自由流向发展中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公民个人的利益。国家的职能从本质上说，除了消极地保护个人的各种权利，使公民获得私人利益外，还应积极地拓展范围，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公共利益。换言之，国家除了给个人提供消极权利，即因国家的无所作为得到的利益外，还应为个人提供积极的权利，即由于国家的积极作为而得到的利益。所以，国家能力的弱化也是一种对个人利益的损害，社群主义倡导从“权利政治”走向“公益政治”，正是对当代西方国家职能弱化的一种自发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