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4)
2015-08-17 01:36
导读：而民族认同正是最为可能的“心理上的等价物”，为精神上“无家可归”的现代人提供的家园——“旧的传统纽带、语言、土地、真实的或想象的历史记忆
而民族认同正是最为可能的“心理上的等价物”，为精神上“无家可归”的现代人提供的家园——“旧的传统纽带、语言、土地、真实的或想象的历史记忆，以及各种制度或领袖，它们的作用是使人们自视为一个共同体（Gemeinschaft）的观念得到落实”。这种共同体的感受，以及由此生成的象征力量可以演化为“民族乃最高权威的观念……在一种神秘的或救世的狂热之中，取代了教会、国王、法治或其他终极价值的来源，从而缓解了群体意识受到伤害所引起的痛苦”（伯林，2003a：419）。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伯林来说，民族主义情感的来源是真实的，它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也是现代性的一种结果。伯林敏感于现代性对古老生活方式的冲击，但他否认启蒙理性主义可以予以拯救，他不相信现代的普适主义原则能够为现代性的心理创伤提供抚慰。也就是说，伯林的反启蒙主义倾向使他多少有些无奈地将民族主义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接受下来。
其次，普适主义的乌托邦在伯林看来既是“不可能的”（impossible），又是“不可欲的”（undesirable）。因为这将威胁人类文化（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也与他所竭力维护的价值多元论相冲突。
赫尔德则认为，存在着多种多样不能彼此对比的文化。属于一个既定的共同体，通过共同的语言、历史记忆、习惯、传统和感情这些摸不着又剪不断的纽带，同它的成员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和饮食、安全、生儿育女一样自然的需要。一个民族能够理解和同情另一个民族的制度，只能是因为它了解它自身的制度对它有多大的意义。世界主义排除了一切使人最有人性、最有个性的因素。（伯林，2003b：14）
最有人性、最具个性的生活方式必须在一个特定的群体内才能实现。“归属”是人类的一种强烈感情，无论是归属于一个家庭、一个氏族、一个部落还是一个民族。而现代生活侵蚀了家庭、氏族和部落，使得民族成为了基本归属的主要替代物。伯林对赫尔德最由衷的赞赏源于伯林自己对“文化多样性”以及“个性”的肯定。因为“只有独特的东西才有真正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赫尔德也反对法国启蒙运动中那些相信价值标准普适性的人。他只认很少几个永恒的真理：时间、地点和社会生活——即后来所说的公民社会——就是一切”（嘉德尔斯，1999：255）。他还说，“跟赫尔德一样，我认为世界主义是空洞的。人们只有属于一种文化才能获得发展”（嘉德尔斯，1999：264）。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伯林深信，对特定文化的归属感与价值多元的维护之间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第三，即便伯林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与他的犹太人身份有关，也仍然与他对自由——以摆脱外在限制为特征的消极自由——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伯林的朋友、犹太政治哲学家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曾回忆说，有一次伯林问他，“你认为什么是所有犹太人的共同之处？我所指的是来自萨那（Sana）、Marakesh、里加（Riga）、Golders Green的所有犹太人。”然后，伯林自己立即回答说：“一种社会性的不自在的感觉，没有一个地方能让犹太人感到全然在家”（Margalit，2001：149）。马格利特由此进一步阐释了伯林的“在家的感受”与他的“自由”观念之间的联系：
感觉在家又有多重要？以赛亚·伯林看到了感觉在家（feel at home）和处于自由状态（being free）之间的内在关联。当我们的一个客人询问：“我可以用这个或那个吗？”我们时常回答“请随意（feel free）”或者“就像在自己家一样（feel at home）”——这两者是可以同等互换使用的。对于家庭事务的这一观察捕捉了在伯林看来是非常深刻的“感觉在家”与处于自由状态之间的关联，即那种能够自然地和自发地行为举止的能力。（Margalit，2001：152）
对现代性境遇的洞察，对文化多样性的维护，对自由“在家”感受的珍视，这一切是伯林作为一个具有反启蒙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正是这种特定的自由主义才驱使伯林对民族主义抱有同情与支持的态度。但他所支持的是一种特定形态的民族主义——“非进攻性的”或者说“文化性的”民族主义，是赫尔德式的和平的民族主义。在《两种民族主义概念》的访谈中，伯林清晰地指出了这一点，“赫尔德深刻的民族观是非进攻性的。他所要求的无非是文化自决。他否认一个民族会比另一个民族优越。任何持此论的人都是在说假话，赫尔德相信民族文化的多样化；他认为所有民族文化都能够和平共处。每一种文化都同样具有价值，都值得重视”（嘉德尔斯，1999：255）。那么，为什么伯林不能就此发展出一套文化民族主义的“规范学说”？是什么使得他犹豫不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