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5)
2015-08-17 01:36
导读：因为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内在地包含着“价值冲突”的论题。多种价值和平共处是有条件的、有时甚至是可遇不可求的（刘擎，2005）。这反应在民族主义问
因为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内在地包含着“价值冲突”的论题。多种价值和平共处是有条件的、有时甚至是可遇不可求的（刘擎，2005）。这反应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关键难题在于：文化自决不得不是某种政治自决。任何文化民族主义的理想，在其实践中都不得不与政治相关，其现实形态都或多或少地必须是一种“政治民族主义”。伯林的犹太复国主义本来只是追求一种“在家”的理想，却不能不为寻求家园而展开政治斗争。伯林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困难。在《两种民族主义概念》的访谈中，当被问道，“怎样的政治结构才适合文化自决的新时代并且维护自由，避免有一些一触即发的流血冲突”？伯林的回应没有给出答案，而是更加突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政治框架的文化自决恰恰是现在面临的问题……像赫尔德那样的理想主义者显然并没有考虑到这问题”（嘉德尔斯，1999：260）。也正是在这意义上，他说赫尔德以及马志尼所抱有的信念——各个“社会可以沿着它自身内在的路线和平地、非暴力地发展，对其他同样致力于和平发展的社会非但不存嫉妒与敌意，而且还非常同情”——“是过于天真”了（嘉德尔斯，1999：259－260）。而对于这种善意的“天真”，伯林并没有像后来的一些自由民族主义者试图做的那样，设法发展一套更为“成熟”的理论原则来加以弥补，因为（再一次）他的反唯理主义的知识倾向妨碍了他，在他看来，那是更为天真的做法。伯林愿意做的，就是怀着对这种天真善意的同情，同时以他“狐狸般的”警觉，不断地对民族主义“进攻性”的危险予以解剖，并提出警策。
那么，什么是伯林最为敏感的政治民族主义的危险？当被问道：“是什么使得文化自决的热望演变为民族主义的进攻”时，伯林回答说：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一种受到伤害的“民族精神”，打个比喻说，就像一根被强力扳弯的树枝，一旦放开就会猛烈地弹回去。民族主义，至少在西方，是压力引起的创伤所造成的。至于东欧和前苏维埃帝国，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巨大的、开裂的伤口，经受多年压迫和屈辱之后，解放了的民族和它们的领袖容易产生一种剧烈的反作用，产生一种突然爆发的民族自豪感和往往具有进攻性的坚持自己主张的行为。（嘉德尔斯，1999：259－260）
“弯枝”（bent twig）成为伯林论述民族主义的一个中心隐喻。4“弯曲”（bent）暗示了民族遭到的羞辱性征服，来自“更先进的”、文化上更优越的外国势力的征服。但是，这个被迫弯曲的枝条终究要反弹回去，以鞭挞民族的欺辱者。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忍受外来的长期羞辱，“迟早会有无法控制的强烈反应。人们再也不愿容忍一个有优越感的民族、阶级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盛气凌人的态度和侮辱。迟早，他们会提出民族主义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得听他们摆布？’‘他们有什么权利……？’‘我们怎么办？’‘我们为什么不能……’”（嘉德尔斯，1999：257）。这里的关键词是“羞辱”以及“雪耻”。这是伯林在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中看到的最为突出的情感。“弯枝”会以盲目的、非理性的过度反弹来回应曾经遭受的羞辱，成为攻击性的民族主义。这是弯枝隐喻的重点所在。
为什么伯林会对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如此忧虑？血腥的冲突、残酷的战争——这些“人道代价”当然是重要而且明显的理由。但还有更为潜藏的理由。在走向雪耻的民族自决的政治斗争中，民族主义话语几乎无可避免地走向极端，走向偏见，成为一种偏执的、反自由的意识形态，一种惟我独尊的、整体性的、道德上无限制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与马志尼等民主派所持有的民族主义反差鲜明的另一种民族主义：“民族自由存在于对来自内外部和内部的一切可能障碍的铲除中，也就是要对一切权力的竞争者发起圣战——内部的阶级或团体，以及外部的力量，即其他民族。”这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和它的两个“令人恐惧的兄弟”——种族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一样，会演变出我们时代“最恐怖和最野蛮的现象”（伯林，2004b：287－288）。在此，攻击性民族主义对自由价值的压制与摧毁，是伯林忧虑的深层原因。
